育合春基金會今年度共籌備四場的<人權教育講座>,9月7日於台北市教保人員協會進行最後一場講座,並由王淑英董事長頒發新聞傳播人權獎給李惠仁導演。李惠仁導演已協助基金會今年巡迴北、中與南三地播放紀錄片<上學去>,以“培養獨立思考能力”對幼教工作者分享自己的生命經歷。以下透過節錄李惠仁導演的分享內容,認識李惠仁導演的生命經歷之外,還有他累積的行動智慧。
育合春新聞傳播人權獎:李惠仁講座
從穩定的電視台新聞主管工作變成獨立紀錄片導演
2012年我已經在調查農委會隱匿禽流感的事件,可是那時候電視台不敢播,他們擔心會影響公司利益,怕被清算或怎麼樣。於是我就離開了電視台,當一個獨立的導演。
從2012年到現在,我拍了大概將近十部的影片,我很自豪初衷沒有改變。以前當電視台記者時,我非常珍惜每次出去採訪的時間,因為我覺得每次去採訪,我都可以閱讀好多人的生命;我可以閱讀他們,我用三天、五天,甚至一個月等等不同的時間,看到他們淬鍊一輩子的人生智慧,那是我最開心的事。即便現在我自己拍的紀錄片,我也是會到田野去做很多調查,我很享受在田野裡面的工作。
扎實的調查工作與多方驗證,不是表面現象說明,不是獵巫
我自己做調查的方式有很多種,第1個當然文本、文獻分析,還會參與觀察,甚至還會去做一些實驗法,會用一些化身採訪。我們大概會用很多種方式去做調查,找到證據的時候會很開心,因為表示說我們(團隊)的假設是對的。我們要去做調查之前,會有一個假設,假設當然是蠻主觀的,但是我們會用客觀的方式去驗證我們的主觀假設對或錯,然後當我們去修正,最後找到證據,那是真的很爽。接著我們就開始想說好,我要怎麼樣去拿這些證據跟官員、跟有權力的人去對話,他可能會反對,然後我要怎麼樣問他,他可能會怎麼回覆我,有一段攻防的過程。
這些扎實調查工作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是:我們都有小孩,都希望下一代在這個環境裡面可以更好。
造神是威權的遺毒,維護事件複雜的面向是公眾的權益與責任
我去年拍了<不能戳的秘密三: 官官相護>,拍完之後很多人幫前農業部長陳吉仲講話,他其實在我的調查裡面發現也要付蠻大的責任;影片播放之後有人開始罵我,說我是中共同路人。這就是回到台灣人太容易造神,威權的DNA還沒有脫除。我拍<邁向權力之路>想傳遞一個重要的概念,台灣的民主道路是彎延曲折,然後自由的邊界他一定是不規矩的。
我們從1987年台灣解除戒嚴開始談台灣的民主化,一直到現在很多人很驕傲地說台灣有一個很好的民主制度,我們四年可以選總統、可以選立法委員,可以選選縣市長等等,可是當我們驕傲這樣的一個民主制度的時候,很多人開始懷念威權的效能,對不對?
在威權體制之下做事情都很方便很容易,效能當然很高,但是它沒有人權。我拍了一部片子叫做<并:控制>,談中國無所不在的控制。在苗栗社區大學一個映後座談,一位從中國回來的台商也去座談;他說回來台灣很不習慣台灣要用現金支付,比中國落後。但是他不知道當微信支付很方便的時候,統治者也很方便控制人。我的一位獨立新聞工作者朋友,有一篇報導得到了閱讀者一萬多塊人民幣的打賞,他說有一天他微信裡面的錢全部被凍結,拿不到,因為他罵了中共產黨,錢就被凍結了。
有一年我在大學新聞系兼課剛好有幾個中國交換生,談到新聞採訪的時候,一位學生在我的課堂上講到溫州高鐵動車事故,他剛好就在現場採訪,他說看到了這輩子最殘酷、最無情的事情。理論上,這麼重大的工安事故發生,應該把這個型別的高鐵動車全部都停駛檢修,同一時間要將車廂裡面的人救出來,結果中國挖一個大洞將車子殘骸全部埋起來。這名中國記者他邊講邊哭,網路上還可以查到這個新聞,扭曲的車廂裡面還有人,就這樣全部埋起來了,非常有效能,但是沒有人權。
“中國高鐵事故路段次日恢復運行、事故車廂迅速掩埋的處理手段更讓日本目瞪口呆。05年JR西日本福知山線普通火車出軌事故,JR西日本用了25天調查、55天才恢復運行。...(日本工學院大學助教)高木亮說,很難理解中國為什麼要掩埋事故車廂,事故一定要查明原因才能杜絕,車廂一定會留下說明事故原因的痕跡。” 日本看中國高鐵事故:不解與駭然, 2011年7月27日,BBC中文網。
以公益性與社會對話出發,成為行動思考、行動決定的核心
很多人問我為什麼要拍紀錄片,為什麼把紀錄片直接放到網路上面讓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我其實是在做一個工作:跟社會溝通、跟社會對話。
我們看到很多時候台灣太多事情被簡單化。2019年其實也是天安門事件三十周年,那個時候我的華視朋友拍了一部紀錄片中國六四天安門事件記錄片,本來要在松菸誠品播放,可是在放映前兩天改地點了,原因是誠品松菸不讓他們播六四紀錄片,他說播放六四天安門三十周年的紀錄片叫做政治活動。
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紀錄片,他是政治也是人權,因為只要有人就有政治。他們認為〈看見台灣〉是環保紀錄片所以可以播,但是<看見台灣>是政治紀錄片,也是環保紀錄片。真正背後的原因是”他們不想得罪中國“,所以六四的議題他們不想碰。我當時質疑台北市政府應該要出來說明,因為松菸是一個BOT的案子,BOT就是一個具有公益性質的案子,台北市文化局或者是台北市政府應該要來說明他們的立場,他們認為誠品作法是否恰當;結果,台北市柯文哲政府沒有出來說話,然後還有一些人幫台北市政府護航此案件為房東-房客關係。一個極度公益性質的BOT不可以這個樣子,談到”公益性“, 我們太多人不了解公益性,很多事情我們應該讓大家能夠更清楚的理解。
永遠站在權力的對立面
我現在正在拍<邁向權力之路>第二集,同時會有一部片子<風箏>,是關於1970年在美國紐約刺殺蔣經國的主角黃文雄,他的生命故事對應到整個台灣人權的發展、民主的進程。最近日本NHK也來採訪我,他們要談318十週年到現在台灣的民主。
面對政治上的藍與綠,我被不同陣營罵過、被扣上不同帽子。但是我常有一個感覺,就是我們應該要站在權力的對面,我始終堅持做這件事。
QA:
台北教保人員協會經營的幼兒園近期因為特教生體適能影片被議員誣指虐待一案現場討論。
李惠仁導演回應:不是有圖就有真相,有圖不一定有真相。尤其是現在很多AI生成圖片根本沒有辦法分辨真假。很多民意代表,或很多的人只是想要獵巫;真的是獵巫,然後看到什麼就把人打成十惡不赦。大家都擔心自己的小孩,看到什麼虐童時大家都很關注,所有的壓力都會集中在老師跟學校,我覺得是不對的,應該要對社會大眾教育。
補充:
延續李惠仁導演以公益與社會對話做為調查與紀錄片行動的初衷,王淑英董事長在接續的場次中介紹台灣教保工作者經歷30多年的努力組成勞動者的工會與社工團組織。在市場機制中,全世界的勞資關係一定是立場衝突。因為老闆要賺錢,他要用廉價勞工,所以他就一定會去壓低薪水,勞工為了找到一個平衡點才會有職業工會的產生。
過去30多年教保人員組織的努力讓聲音能出現,最重要的政策遠見是支持公立與非營利為基礎的托教政策,與反對政府配合市場機制而推出的教育券與準公共化政策。教保人員反對的理由是,它們並不具有引導公益性的效益,特別是教保人員重視的改善照顧工作者的勞動環境、支持照顧工作者與家長發展信任合作關係,與友善育兒家庭等。
如今隨著政策推動非營利幼兒園的增加,一部分的職場環境有改善,但是教保人員不能因此滿足停滯,不能把托育的目標放在追求自己園所評鑑通過就好;教保人員反而要對政策與社會結構變化持續性地關注,托教職場環境還有許多問題需要大家一起關心。王淑英董事長特別呼籲教保人員開始關心偏鄉的托育與教育現象,攸關教育資源分配與幼托品質。
教保人員關心托教政策,請定期上全國教保產業工會網站追蹤<教保新聞>,tw.aetutw.org。除此之外,更歡迎教保工作者加入組織,參與具公益性政策建議的連署與社會遊說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