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價值

好好學挖地 深深挖下去 好讓根群能紮實 ~楊逵1982.10.18 贈言於王淑英董事長

2020年5月14日 星期四

組織、行動與展望~基層教保組織走過的30年/ 郭明旭、王淑英

組織、行動與展望~基層教保組織走過的30

郭明旭、王淑英


台灣的托育照顧問題早在1950-1960年代就漸漸浮現,在這段時期,台灣社會轉為以出口導向的工業化產業型態,農村人口移往都市,核心與雙薪家庭增多,婦女外出就業率提高,對於幼兒教育和托育的需求不斷地升高。

政府面對社會的改變,並未有長遠、完整的托育政策規劃,反倒是採取家庭主義中心觀,強化家庭傳統由女性照顧的責任,國家只在家庭資源不足時,才扮演替代性角色,將育兒劃歸為個別家庭的責任。

工業化下社會發展,女性勞動力從家庭中被釋出進入社會,看似關於女性解放,但女性工會30年歷史說出不一樣的經驗。

  政府放任的態度,讓私立幼稚園在1961年至1981年間蓬勃發展,長期下來,形成台灣托育環境公私比例嚴重失衡,以營利為主導(公立30%、私70),托育費用昂貴,甚至直逼私立大學學費,且為了創造更高利潤,私立園所超收學生嚴重,未立案幼托園所比例極高,這些現象都是眾所皆知,但政府官員為了解決托育供不應求的窘境,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在托育服務市場自由競爭下,利潤成為主要目標,幼托機構自然集中在都會區,加上公立托育機構極少,以至於城鄉差距越來越大,偏遠地區的托育機構不足,使得弱勢幼兒的基本權益受損。

除此,台灣學齡前幼兒照顧機構,在2012年幼托整合實施之前,分為以教育(4~6)為主的幼稚園和以保育(0~6)為主的托兒所。原本各自扮演其社會功能角色,雙軌並存,但隨著幼托市場迅速不斷擴張,私立幼稚園為了增加利潤,普遍違法向下延收4歲以下的幼兒,導致在實際運作上,相同年齡的孩子,在兩類不同的機構中。

功能相似的兩個機構,都是照顧幼兒,卻事權分立,因主管機關不同,接受不同規範,預算不對等而享有差異的補助,且由兩類不同訓練標準的專業人員(幼教師和保育人員)來負責執行教保工作,形成兩種不同品質的照顧與教育,引發了幼稚園和托兒所功能混淆和體制紊亂的現象。

社會政策的發展從未將女性視為主體,他們將女性視為社會勞動力的替代品,另一方面以美德塑造女性在私領域(家庭)與公領域(產業)照顧工作中的自我犧牲。

當台灣的幼托環境往市場化、商品化發展,在競爭激烈的幼托市場,私立業者為了降低成本,教保工作者就成為主要的剝削對象。工時長、薪資微薄、勞動保障不足、專業自主性受限、社會地位低弱,即使國家投入相當多的經費培訓師資,流動率依舊居高不下,直接影響的就是教保品質的低落。再者,教育主管單位只是採用「補足式的政策」來因應當時嚴重不足的教師人力需求,也就是政府開設一些進修的課程,讓現場的教保工作者在短時間內拿到資格,以快速大幅擴充師資,但同時也埋下了現場教保工作者後來因為法令變動,原來資格不被承認,為了取得相關資格而過著重複進修的艱辛生活。

政府部門各自為政,新的法令政策違背法律不溯及既往的精神,而導致教保人員的資格不斷喪失,抹殺大多數一輩子在私幼、公托,以及私托從事幼托工作者的資格與工作權。一系列錯誤政策,再加上學界教授不識教保職場的現況,而建議高學歷掛帥的法令和行政命令,引發職場上工作者怨聲載道。

以女性照顧者為主體的倡議從法律與體制外開始,由沒有勞基法保障的村里與私立托兒所保育人員行動。           

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之下,第一個基層教保組織「高雄縣學前教育教師職業工會」於1990年在高雄縣鳳山市成立,第一個工會組織成員便是來自於沒有任何福利保障的村里托兒所的保育人員,以及散佈在沒有勞保或沒有任何勞基法保障的私立小型園所的教保人員。

雖然當時礙於法令不准教師籌組工會,因此未能立案,然而工會參與者卻堅持在體制外運作了三年,直至1993117日正式立案為「高雄縣保育人員職業工會」。之後,由南到北發展縣市的組織,逐漸將分散各地的基層教保工作者凝聚起來,終於在2011年邁向全國性教保產業工會的組織。

基層教保組織從成立以來至現在,致力於保障教保人員的權益,提升教保人員的專業素養,增進教保人員的福利,且以改善幼教品質為最終目標。實際的運作上則從兩方面著手,一方面在觀念上,協助增進教保工作者的自學能力,以達專業知能和素養。另一方面從制度面去爭取相關法令、政策之制定或修改,以保障教保工作者的權益。

三十年來,基層教保組織藉由發行刊物(如,育田通訊、輔育花圃、蒲公英通訊、聯合會刊),策畫勞動條件調查,以及拍攝紀錄片(如,孩子王、好大的膽、跟著我們向前走)等方式,用真實的數據、影像來揭露教保工作者的勞動處境。讓社會大眾瞭解教保工作者之勞動條件的嚴峻,同時,進一步讓社會大眾理解教保工作者的勞動條件與照顧品質優劣的關係。

另外,基層教保組織也採取不同管道,來對中央相關幼托、勞動政策和法令進行倡議,以維護托育工作者的勞動權益。像與立法委員合作召開公聽會或記者會,如,1998年在立法院召開「兒童福利專業人員資格認定公聽會」,2012年在立法院召開「幼照法上路配套差,教保員全失業~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辦法變成大量解雇條款!」記者會,2013年在立法院召開「教保人員要強制納保」記者會等等。  

在女性勞工的歷史中發展勞動女性組織的倡議工作目標,勞動工作者互助成長的網絡。

教保組織面對中央和地方政府機關不作為,除了請願、開記者會、修法及遊行倡議行動外,也透過拜訪中央、地方勞動主管機關,步入體制內跨部會協商或反映基層問題。如,於2009年特別拜會勞委會,請勞委會主委王如玄正視長時間以來教保人員勞動條件不佳、薪資福利待遇過低等等問題,當年的六月底至七月初,勞動部就做了一次全國性私立托兒所及幼稚園勞動條件專案檢查。

30年來基層教保組織致力於結合不同民間團體,致力於改善商品化的幼托環境,爭取合理教保勞動條件,提升照顧品質。從概念、論述的形成,再至政策的實行,過程相當艱辛,確實有其成果的展現,但目前也遇到了相當大的瓶頸。 

教保人員組織期待,即使當前面臨運作上的各種問題,都還是須透過辯論、反省,找出明確的方向,回到勞工運動的本質。更需去理解台灣的勞工運動史,多串連其他行業的工會組織,彼此能夠團結、互助。同時,勢必持續凝聚基層教保人員的毅力,發揮組織的力量,堅持理念持續往前邁進。 



基層教保組織成立時間軸

1990~「高雄縣學前教育教師職業工會」

1993~「高雄縣保育人員職業工會」

1997~「台北市教保人員協會」

2002~「高雄市輔育人員職業工會」

2006~「台南市/縣保育人員職業工會」

2010~「屏東縣幼兒托育職業工會」 

2011~「全國教保產業工會」

2014~「台南市教保產業工會」


美國寓言—紐約街頭 (2)/ 袁志君

 美國寓言紐約街頭 (2)/ 袁志君

25期季刊介紹天主教工人組織Catholic Worker Movement 刻意將自己放置於紐約曼哈頓的都市人與游離者的夾縫區,以及美國女作家Octavia Butler小說對生命夾縫區的烏托邦寓言。這一期紐約街頭的故事談新冠肺炎中的紐約街頭視角,面對紐約執行封閉然後漸進開放的社會秩序,街頭的游離者呈現與大多數紐約人完全顛倒的生活經驗。故事從2020年三月第二個禮拜開始,紐約執行社會距離政策而進入暫停狀態,各大學暫停校園課程改為遠距教學,學生與老師被疏散回家;公司機關改變工作環境與型態,平常為工作忙碌的曼哈頓人有了在家自由支配的時間,街道漸漸地只看得到街友。

許多社福團體無預警的關閉街頭服務,但是街友無法暫停生活,持續地為日常食物、衣物、盥洗問題而穿梭街道找尋開放場所。街友面對疫情不理解但多數忍受,偶爾發脾氣怒吼我受夠了表達他們的存在。遊民雖然未被公共衛生系統視為有害的目標(因為非正式的社交隔離,他們是較低可能性的傳播者),卻是政府社會距離政策中被放置不顧的一群。不論是正式或非正式的社會距離與隔離,能發動與參與執行的一直都是社會的資產階級。

天主教工人組織(Catholic Worker, CW)在曼哈頓下東區維持每天的食物與咖啡供應,因為街道還是屬於街友的一部分。疫情的初期物資短缺,我跟CW住民夥伴每天熬夜做馬鈴薯三明治、豆子湯,與咖啡;愛爾蘭裔的住民說馬鈴薯是飢荒的糧食,年長街友說豆子湯是他們一天最重要的主食。CW經常接到市政府或機構社工電話調查,詢問服務時間以便提供訊息給他們的個案。警察頻繁地拜訪,因為鄰居投訴我們違反社交禁令。我很感謝CW維持開放的決定;做出開放的決定不是輕率,年長慢性病的CW居民知道對健康的威脅,但是沒有異議地參與在備餐與遞餐工作中,一位有心臟病的居民說他不能忘記自己也曾經來自街頭。較年輕的住民,我們更積極與負責任地維持環境互動的安全,努力讓社會距離不會變成社會疏離。

2020年四月早上9:30的東一街屬於每一個人,沒有呼嘯街道的車輛。住民與志工疏導排隊的人群,街友領了咖啡後散開在一街各處席地而坐,也有人拖著床墊躺著吃早餐,享受沒有眼光打擾的春日清晨。第一個星期天的上午,一位年輕男孩,光著腳在街頭的中央轉圈。我站在窗戶旁邊看男孩為自己跳舞,認出他幾天前從背包中拿了三包紅豆沈默地遞給我,交換一杯咖啡、一個馬拉薯雞蛋三明治。幾天後,一位坐在地上說餓著沒有力氣走到其他食物廚房的女孩,拿了兩束紫色的香花交換橘子跟香蕉。每天有將近200人來CW領早餐,有人順手亂丟垃圾,但也有人順手幫忙收拾。關係與關心,連結著用餐街道的清潔,生長出自發性的行動,沒有洩憤或自暴自棄地混亂;CW的精神領袖 Dorothy DayPeter Maurin的哲學:我們的目標是創造一個人善易達的社會。我們無法預期明天能否繼續開放,住民或志工會不會感染生病,重複每一天的單調日常是我們的幸運也是壓力,偶爾街頭正向能量的發生是一種祝福。

進入五月,我們處在一個被食物淹沒的景象。紐約走過四月份對疫情的驚嚇後,恢復以消費來維持/重啟社會常態。大量的基金流入餐飲業,街友成為餐廳製作食物後主要的顧客;同時隨著活動的解禁,愈來愈多的團體與個人組織以遊民為對象的公益活動。午後的公園,一個街友的輪椅掛著兩大 袋的食物混雜著冷熱食品,另一位遊民身旁邊放著四、五個餐盒,公園隨處是各種塑膠餐盒的垃圾。CW過去以超市快過期食物為主要物資捐贈來源,此時連續一個禮拜收到希爾頓飯店的食物,日式蕎麥麵、泰式咖哩、烤羊肉炒飯、鱈魚燉飯...。解釋異國料理的味道雖然曾經是跟街友們有趣的互動,但令人難過的事實是:我們因為紐約恢復社會正常的過渡期而被過度餵食。與食物氾濫同步而來的是警察驅趕已經在第二大道上定居的街友為更多紐約人即將出門活動做好準備。

  最後,紐約作為一個建立在消費文化的城市現象反映在一位CW年長志工因肺炎疫情的病逝。他於三月底在醫院過世,居住的安養中心拒絕接受他的遺體,輾轉由CW聯繫葬儀社與醫院太平間接洽。因為CW付的錢不夠選擇服務項目,葬儀社不提供線上遺體探視與追思(天主教儀式正式向遺體致意),也不能協商火化時間。五月中旬,葬儀社無預警地送來他的骨灰,匆忙中CW舉辦非正式的追思聚會,居民匆忙地哀悼,紀念這位長年忍受病痛也堅持志工服務的朋友。在疫病與階級的社會距()離,以及消費文化為核心的社會活動與關係中,生者與終者的時間鏈結斷裂,死亡不再有生命力對生者訴說,對生者的我們經驗到的是死亡的死亡。

為壽終談琴 ( From music into Silence) /林昭慧

        離開冬天進入2020年的新年(春天),我們慎重地學習最重要的生命課題死亡:對生者的離別。covid-19的疫病席捲全球,防疫由控制的思維主導,一般個人的死別與生離經驗成為細微末節。在美國,臨終者與往生者的身體被管制,最後的送別者是死亡處理的職業人士,透過他們安排的線上科技,親友們準時上網見證。在西方的抗疫中,極致的資本主義專業分工取消了臨終者與生者的連結共同面對生命學習的文化儀式。死亡不再有生命力,正向我們揭示科技社會的疫病發展出了死亡的死亡生者的死亡。

20203黃明川導演策展第三年嘉義國際藝術紀錄影展,主題「我創造我存在」,影展中出現了一部生死學討論的影片「為壽終談琴」,正好補足科學抗疫中被忽略不提的進入死亡的精神與社會意義。水交社非營利幼兒園林昭慧園長分享波斯詩人Rumi作為紀錄片的核心,死亡與愛的親密不可分開。


引用黃明川導演策展的用心:所有無情的主義正橫掃這苦難大地,以文化藝術切入,來回應生命悲愁與社會困頓,是深擁超越思維的遠眺,而非慣性的直接碰撞。藝術紀錄影展有極限嗎?我們正叩開一扇扇通往創造未來的大門。當科技抗疫關上一扇又一扇的大門,音樂與各種形式藝術以他們的創造力留下希望,一種對生命的敬重與愛。也如同Rumi 蘆荻離根後依然以生命力傳響音樂,苦澀與甘甜同時地傳唱。


為壽終談琴 ( From music into Silence)

林昭慧

水交社非營利幼兒園園長


「為壽終談琴」紀錄片感動了我的靈魂,它生動地描繪了臨終照顧樂者彼得·羅伯茨(Peter Roberts的生活和故事。

       彼得·羅伯茨(Peter Roberts原擔任家族事業的家具推銷員,在一次機緣下接觸了13世紀的波斯詩人賈拉·阿登·穆罕默德·魯米(Jalālad-DīnMuhammadRūmī,或簡稱為魯米)的作品-「蘆笛之歌」而心裡深受悸動,此部紀錄片也以這首詩的詩句貫穿其中,蘆笛之歌是分離之歌,是思念之歌,是渴望之歌,是愛之歌,也是靈魂與神聖摯愛分離而感到憂傷的象徵。

聆聽蘆笛的歌聲,它在哀嘆分離之苦

自從我被從蘆葦地裏收割,我的悲歌總讓人們流淚,

我找尋因分離而心碎的人兒,因為只有他們才懂得渴望之苦,

每一個背井離鄉的人都在盼望回家的那一刻,

在每一次聚會,無論人們是悲是喜我總在悲傷哭泣,

每個人對樂曲的理解各不相同,但無人探尋過我內心的秘密,

我的秘密只能在我的悲傷中找到—— 眼睛和耳朵的尋找都是徒勞……

蘆笛的歌聲不是來自風,而是來自火,缺少了這火焰,人生又有何用?

這就是愛的火焰,將音樂注入蘆笛;這就是愛的酵母,讓烈酒變得甜蜜,

蘆笛的歌聲撫慰失去愛的苦痛;蘆笛的歌聲揭開遮閉心靈的面紗,

還有什麽毒藥能像它一樣苦澀?還有什麽蜜糖能像它一樣甘甜?

聆聽這蘆笛之歌

~ 魯米:蘆笛之歌 Rumi: The Song of the Reed)


當彼得·羅伯茨(Peter Roberts)看到了美國蒙大拿州音樂安寧的專業培訓的廣告之後,已48歲的他心裡備感交戰,心裡的悸動促使他帶著妻子和兩個女兒移居美國兩年半,也至此改變了他的生活。在過去的23年中,彼得·羅伯茨(Peter Roberts)擔任澳大利亞最不尋常的工作,他是唯一的一位為臨終逝者演奏豎琴的澳大利亞音樂家。他無私的音樂天賦將光明與愛帶入了最黑暗的時刻,他幫助人們死於和平,為人們提供和平與安寧的故事。

羅伯茨的旅程不止於此,他和法爾希德˙克盧傑(Farshid Akhlaghi)在拍攝期間一起前往現代的土耳其,追尋影響他深遠的伊朗詩人魯米的遺跡。在這趟拍攝旅程,被拍攝者與導演都進行了深切的精神之旅。

這部攝影作品和音樂的使用以及剪輯都非常出色。從音樂到寂靜,每天,我們都會朝著終點走近一天,無論我們是誰,也無論我們相信什麼。同時在人類已知的歷史經驗中,音樂的治愈能力一直是奇蹟的源泉,音樂是一種影響心律,呼吸質量和身體疼痛的非侵入性方法,對一個即將走入終點的人都會很榮幸能有一個像彼得·羅伯茨(Peter Roberts)這樣的人來帶領進入人生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