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動紀錄] 全球化現象講座3：定位歐洲難民危機

全球化現象講座：移動的人民
定位歐洲難民危機  

活動紀錄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育合春教育基金會

日期/2018.5.11（五）晚上7:00-9:30

地點/百達文教中心（台南市勝利路85號）

主講人：Salim Nabi（獨立研究者）

主持人：王淑英博士（育合春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翻譯者：袁志君 （育合春教育基金會董事）

語言：英語-中文

Salim背景介紹及組織運動歷程：

    本次講師Salim Nabi是旅居加拿大的阿富汗人，今年4月(20118)收到本會董事袁志君陪伴阿富汗團體抗議的即時報導，Salim決定到島上支援阿富汗團體 。

    Salim曾在2016年7月不定期到Lesbos島，但因為簽證的限制每次只能待3個月，他依賴社群軟體追蹤島上國際組織與難民的工作。2017年10月-11月底Salim投入一個難民運動，佔領執政黨Syriza辦公室近一個月的時間，中間與政府進行三次協商，成功讓難民突破漫長的申請程序，並且參與此次運動的人全進到歐陸本土。

    Salim簡單分析難民運動的發展。2017年7月之前的難民抗議行動都是由非洲難民所組織，且都發生在Moria難民營中，警察粗暴對待難民的消息常被封閉，外人不容易得知。2017年7月發生了Moria35案件，有35位非洲難民遭到隨意毆打及逮捕，難民拍攝的影像大量地流出。事件後難民逐漸意識到，抗議行動不能發生在難民營，他們必須到市中心。

    Salim分析2017年10月難民運動的成功，很大一部部份是曝光度，加上訴求非常清楚：依據1951年難民權利世界公約提出難民權利；最後一個要素是，這場運動避免顯現宗教與文化的差異。

    今年4月Salim看到志君的即時報導時，擔憂此次的運動不會持續太久，因此趕到現場聲援。Salim分析難民在廣場祈禱與唸可蘭經等公開的儀式，直接威脅歐洲基督教的認同，刺激保守右派的團體。4月22日晚上希臘極右派團體對這次阿富汗難民運動的暴力攻擊可能主要起因在此。

活動紀錄：

一、定位歐洲難民危機前先思考五個問題

    歐洲遭遇非常大量的難民湧入，約1.45百萬的難民。今天的主題要來看，到底是屬於難民的危機，還是歐洲認同的危機。不用懷疑，難民的人數很多，但是歐洲如何影響了這個現象，還有什麼是歐洲認同，Salim準備了五個問題：

（一）歐洲的內涵是怎麼來的？歐洲的認同是從哪裡來？哪些歷史跟政治的基礎形成歐洲這個主體，以及歐洲人道主義的基礎。

（二）國家與政府是怎麼來的？民族國家怎麼來的？相關的公民權利怎麼跟隨著政府政治形成延伸及詮釋。

（三）難民的意義及解釋的概念是怎麼來的？

（四）產出難民現象的原因是什麼？

（五）政治與哲學的辯論及對話：什麼是危機？以及這是誰的危機？

歐洲的內涵是什麼：從哲學角度切入

    Salim受到義大利哲學家 Giorgio Agamben影響，從哲學角度來思考西方這個主題概念，特別與希臘哲學追溯根本連結。

    柏拉圖的著作裡，存在就是存在（a thing is itself），沒有辦法用語言來表述。每個物體的存在就是他自己（idios），代表了認同(identity,自己定義自己是誰)，並且不被語言限制。

亞里斯多德原則上是跟隨柏拉圖的這個理論，但做了一些增補，創造了「本質」（ousiai）的概念，英文essence。亞里斯多德定義人的本質是什麼，第一個就是語言，人與語言同時存在，還有一個是與政治同時存在。

    接著，基督教在歐陸的發展也在追尋到底人類本質(essence of human)的定義是什麼。在基督教西方文明的發展裡， 定義人類的本質是跟上帝(divine)做對比，所以是上帝眼中的人是什麼。亞里斯多德定義人的本質是語言與政治，這是與動物做出對比。但是若要說亞里斯多德與基督教理論發展無關，並不完全正確。他提出Theorem指稱對事情的正確認識是至高的，這個字可以連結到另一個希臘字Theos上帝/至高者，這也是英文的理論( theory)來源。還有基督教在歐陸的理論發展也受到亞里斯多德許多影響，主要是透過中東哲學家，例如伊斯蘭學者Avicenna對亞里斯多德理論詮釋影響基督教哲學家St. Thomas Aquinas。

    西方現代哲學的轉移：從柏拉圖、亞里斯多德談客觀的主體，轉移到笛卡兒「我思故我存在」讓歐陸哲學開始有了“我“。”我“成為一個主體，事物的本質以 “I” 為基礎（I is the thing)。歐洲現代的基礎是”思考”，歐洲是現代人的本質，也代表對現代化有行動能力，歐洲代表了“現代化”。

    這個轉變對歐洲存在提供重要的價值，等於 ”我的思考”做為領導，我的思考代表了歐洲的發展或主體性，所以“一個歐洲”不在是客觀的主體，而是“歐洲思考”為主體力量，使歐洲存在並主持現代化。

    從柏拉圖到迪卡兒是一個非常漫長的哲學發展歷史，歐洲對於“現代化”這個概念可說是西方哲學發展的完成品。歐洲歷史發展迄今，他們創造出民族國家(nation state)這樣的型態，是西方哲學概念的具體化。但這個支持民族國家政治的哲學基礎-歐洲認同，是建立在假設，想像之上。

    國家與政府是怎麼來的？民族國家怎麼來的？相關的公民權利怎麼跟隨著政府政治形成延伸及詮釋。

    近代我們所看到的各種認同問題產上的抗爭、衝突、矛盾，其實都是源自於我們對民族國家的想像。當然歐洲認同不是只有一個，不同的歐洲民族國家彼此競爭，為了取得優勢、提昇自己能力，歐洲國家透過殖民方式獲取資源，活化各自的民族認同運動。

    通過殖民主義，歐洲國家變得非常富裕，歐洲的觸角伸入非洲、美洲，到亞洲，他們將所有資源運輸回歐陸。我們看見歐洲國家不斷的演進，例如民主、權利、自由等概念被納入政治之中，接著對人的定義出現了不同關係對比：公民與非公民 。

    法國大革命是一個重要的時點，發展了新的關於人的論述：什麼是人？什麼是公民？什麼是原住民，出生地，這些概念被政治定義。大部份歐洲民族國家的形成出現在法國革命之後。

    近代的歷史脈絡告訴我們：19世紀是民族國家的成形，20世紀是民族國家的競爭。具體例子是二次的世界大戰。最後我們需要記住，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殖民主義同樣進行中，維持歐洲存在的財富仍是來自於他們的殖民地非洲。

難民的意義及解釋的概念是怎麼來的？  

難民的概念是從何而來呢？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本土經歷了屠殺猶太人，整體事件發生在歐洲大陸，因此歐洲對自己的本質、自己的人道主義產生質疑。但我們不要忘記，歐洲在美洲、非洲的殖民主義製造了非常多對殖民地人民的謀害，導致人民的流離失所，然而這些發生在歐洲本土以外，並沒有讓歐洲自我反省。二次世界大戰的猶太人被屠殺動搖了歐洲，產生了歐洲認同的危機，也產生了歐洲對難民的概念。

什麼是危機？以及這是誰的危機？

    1929年全球經濟大簫條，西方國家在Brenton Woods會議決定了應對全球連帶經濟危機(主要遵循凱因斯的經濟理論)，這個會議也產生了社會福利國家體制 (Welfare state)。但這種社會福利國家的基礎並不是建立在經濟活動，他是利用被殖民地的資源，或者是一些西方代理人國家。

二次世界大戰後，許多國家陸續獨立，擺脫了殖民者的控制，例如：敘利亞、伊朗、埃及等。這讓西方國家要去掠奪外國資源愈加困難，維持西方福利國家的體制愈加困難。西方要放棄殖民地控制是非常地困難，一些非洲國家遲到1970年代才得以獨立。失去殖民地的影響使得西方，包括美國與加拿大開始發展對內部的剝削。1970-1980年代他們從福利國家轉變成新自由主義基礎的國家。英國柴契爾主義跟美國雷根主義，抑制勞動者的薪資、工會消失，許多的解僱與部份工時等不利勞工生活的條件，這些現象一直持續至今。現在這種內在剝削愈來愈嚴重，結果造成西方的生活條件愈來愈困難，且生活品質不斷地下降。

與新自由主義同步發生的一個現象是全球資本主義，財富與資本的自由流動，他形成對民族國家的威脅。因為資本不被民族國家控制，而且是自由進出邊境，民族國家必須去滿足資本自由化的要求。所以過去30年歐洲國家必須照顧跨國企業的利益，勝於照顧他們的人民，這是代議政治的危機。Thomas Hubbs 在著作Leviathan中提出對歐洲代議政治有深入的批判，他說如果你將聲音交付給別人，你將失去主體行動，任由別人為你決定，但你不能抱怨，因為你已經投票。

新自由主義像是一部虛構小說，描繪著人民的自由、人民做主的政治，進而讓人民將權力交給國家，授權政府成為社會治理的核心。以政府做為行動主體的西方社會，正面臨危機，例如：當希臘面對經濟危機的當下，政府最優先的工作不是保護人民，他的政策重點是保護歐洲銀行不會瓦解。

    另外在全球化衝擊之下，所有代表國家的文化與語言都在危機當中，例如：英語成為主導全球的語言。我們表面可能看到歐洲民族認同，或是其他民族國家標榜的認同，但非常多的文化、語言、經濟正在一一瓦解，這是目前所處的世代。

二、結論：危機與選擇

    當代所處的認同危機或許是個機會跟選擇，希臘文的危機另外有選擇的意思。首先，認同不是永久存在，認同會動搖、移動。前面所提認同的發展，當他們不能再代表人類的本質時，產生的變化跟衝擊其實是機會，是選擇。

但遣憾的是歐洲許多人選擇了消極的回應，所以他們朝向極端前進。因為恐懼於改變認同，他們選擇由恐懼主導他們的反應。但同時也有不同的歐洲人，例如希臘的年輕人，他們選擇思考如何與難民共同存在，他們選擇超越歐洲認同的危機，用行動連結這些難民，並找到人的共通性。

    這個危機除了是選擇與機會，其實也是重新找到定位，當歐洲長期以來面對所謂歐洲人權、福利等各種美化形像的神話已經破滅，必須要面對真相：進步的歐洲其實是建立在殖民其他國家、奴隸制度，還有扶植其他國家的獨裁政權。所以歐洲必須思考歐洲本質是什麼？歐洲的幸福是什麼？他們才能面對目前的困境。

    現今這波難民潮當然是數個世紀以來所謂殖民主義與奴隸制度的結果，由難民將現實帶回歐洲。若要定義這波危機是因為難民，還是因為歐洲中心主義，Salim認為是歐洲中心主義的危機。面對這波危機的轉機再於歐洲必須要覺醒，重新思考歐洲現實及歐洲與其他國家建立的關係。再則，歐洲需要把虛幻放一邊，真正反省歐盟處理難民的協議（將難民丟回土耳其）、歐洲很多極端右派勢力崛起，以及把歐洲經濟危機與認同認同投射在難民身上，還有利用難民奪取政治上的利益。雖然目前歐洲擱置對難民的人道主義，但希望他們能從歷史及現今所面臨的危機中，真正反省及找到讓人類幸福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