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是歷史的參與者～與楊碧川老師的對談會/郭明旭

 面對大環境的躁動，找到生命力的原點～ 育合春白色恐佈歷史的紀錄片討論會

新冠肺炎（英文意義皇冠）邁入全球統治的第二年，在自然與人類關係的極端化中，育合春基金會提出問題— 我們該如何自處？也許是應該思考向下與向後學習的時候。(向下- 將被資本主義經濟膨脹的自己變小，向後- 面對社會正義歷史的自己）。

基金會去年(2020) 以前的幾個主軸：“生態與人類文化平衡”，“全球化人口移動”，“第一線勞動婦女的政治參與”。2021年的上半年，我們選擇逆時鐘—回顧白色恐佈歷史，向後前進與身邊的夥伴討論未來。

歷史不是他者的故事，我們都是歷史的參與者。回顧歷史不是因為他提供一種預言，消極地宿命軌跡。歷史讓我們知道權力者與被壓迫者的關係，這關係一直是人類”自由”的一部分，正義的探索於是不可或缺。就像楊碧川說，有關權力與控制最可怕的是每一個人心中已經建立的警總，它在獨立思考與人性的領域中限制人的自由............；蔡焜霖說，失去自由的良心犯都是太有正義感的人。

「不是自己寫的日記」，紀錄片人物之一楊碧川老師，經歷7年的牢獄生活。他在晚年取得秘密警察為他建立的檔案，當中被沒收的家人書信終於來到他的眼前。已過世家人的文字，填補他7年牢獄生活中的空白，也留下對暴力體制中失去獨立思考的從眾者的控訴。

「白色王子」是台中清水蔡焜霖先生的一生。1950年他19歲的時候，因為莫須有的罪名與身體的刑求，承認自己參加非法組織— “高中二年級的讀書會”。他在綠島被囚禁10年，父親為了他抑鬱而終，這段空白是他不能復原的創傷。反諷的是，蔡焜霖反而在綠島監獄中接觸到執政者避諱的禁書，毛澤東撰寫的“論人民民主專政”。

回顧這些歷史，基金會希望夥伴們看的不是他們的故事，是”我“的故事；在權力極端膨脹的全球化關係中，良善的人性、正義，自由，與”我—自己“。

認識與談人楊碧川先生

郭明旭

楊碧川先生一出生就遇到戒嚴，他認為台灣的白色恐怖時期應是從1949年至1987年，整整歷經38個年頭，從他出生到38歲。童年時期他的父親對其學校成績並不在意，因此，讓楊不用花太多時間在國民黨的正規教育，使得他有空間接觸到學校中學不到的知識，發展出與別人不同的思維。

初中時，楊看了《水滸傳》，受到林沖被官逼民反的故事所啟發，從那時開始就很認真地在想如何組織團體去推翻國民黨政府。他被逮捕時是一位高中生，被軍法審判為叛國罪關押在綠島監獄，前後總共7年，於1977年出獄。

但他提到，直至目前，他都不認為台灣是一個國家，只有一個政府在管治，如何有叛國之罪。審判他的法官把他冠上台獨份子的罪名，這個身分也就跟著他到現在，他認為自己是真正的叛亂犯，所以不接受補償金。

在綠島，楊有三年的時間是被單獨一個人關在獨居房。他戲稱自己是火燒島大學畢業，蔣介石可能怕他沒有老師，把全台灣最好的老師抓到綠島，他所仰慕的人都被抓到綠島，像柏楊先生、柯旗化先生。

戒嚴時期羅織罪名與野蠻的酷刑橫行，各種嚴刑酷罰，例如，夾手指、拔指甲、用刷子去刷女生的下體等等，其主要目的不只在拷問，事實上還存在著羞辱的意涵。當時的政治犯到底有多少人，至今無法統計，保守估計至少有14萬人。

楊認為自己是相當幸運的政治犯，只關了七年，沒有被槍斃。但有時他也會感慨若當時被槍決也好，因為出獄後的日子更辛苦。出獄後，身邊隨時有特務人員監控，身分證上被標上〝禁役〞的註記，這都使得他生活相當辛苦。當時的社會對於政治犯是相當排斥、害怕，特別是只要跟政治犯接觸就會被情治單位盯上。政治犯出獄後都很難找到工作，家人也會受到牽連，連租房子都會因而被拒絕。另外，政治犯出獄都必須有人擔保，當時楊的家人擔心被連累不敢擔保他，後來是由蘇東啟先生的女兒蘇治芬女士擔保他出獄。

回顧這些經驗，楊認為這是個制度壓迫自由與人性的真實現象。持續38年的白色恐怖，蔣介石採取「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走一個」的高壓手段來整肅他認為的異議份子，以維護其政權。情治人員無所不在，無時不在，每一個人都可能因為隻字片語被構陷入罪，不需要有實際的犯罪行為。人性被制度扭曲到大家內心裏面都內化了一個警總，而內在的這把尺會影響著當時人民對自我言行舉止的管控，不敢侃侃而談，不敢跟政治犯接觸。

在白色恐怖時代，知識分子、記者、學生等三種人被視為是推翻政府最潛在的問題人物。為了對老師、青年思想加強控制，台灣各學校全面設置訓導處、軍訓教官室，負責監視校內言論，那時候高中以上學校的班級中都會安插兩個情治人員來監試老師的言行思想。透過學校教育、媒體對人民的思想管控到現在依然沒有改變。

白色恐怖最可怕的地方，就是讓全體社會民眾不敢有思維，用各種方法讓社會人民感到恐懼、害怕。楊碧川提到別看他可以笑謔人生，儘管他已經出獄四十幾年，在生活中內心的那份恐懼依舊是存在的。以前在監獄的日子，楊常常會聽到死刑犯要被帶到刑場槍決時腳上鐵鍊的撞擊聲，以至於當現在他聽到清脆的風鈴聲，心中的陰影就盤旋而來。

最後楊碧川引用柯旗化先生的話，「我們關在綠島，你們關在台灣島。」，要大家思考一下，你是否認同白色恐怖的年代，整體台灣人都是受害者。

(育合春29期刊)

《神聖高潮·盧安達》/ 何守信

 《神聖高潮·盧安達》/ 何守信

本片起始順著基伏河的河流紋理，並佐以”閃亮電台”主持人薇斯汀的節目《美滿伴侶》做為開端，拉開盧安達的「愛液」神秘傳說。

盧安達位於中非東部，在眾人第一印象則是軍閥、戰爭連綿的一個國家。然而導演卻深入盧安達掀開不為人知且令人驚豔的「自然現象」。昆亞札、古坤拿是盧安達傳統文化裡所謂的「愛液噴發」的前置作業，倘若對比現今社會充斥著眾多讓伴侶歡愉的招式，筆者認為沒有太大的差異，反倒想像此國家在性愛觀念如此前進，與討論自由。

《神聖高潮·盧安達》不以教條式地向眾人說教性愛的觀念，卻以傳統文化與薇斯汀個人式幽默宣導交叉並循序漸進。即便本片的主要內容講述「性愛」觀念，在事件的背後則是探討女性位階、賦權、性自主的提升，進而達到平等。當然，也闡述著「性」應當公開討論，因為它是生活的一部分。相對亞洲國家的遮遮掩掩，傳統觀念下卻是背道而馳。

 

「這個河谷(基伏河)充滿了無垠的泉水，只有最陽剛的男人能直搗核心，馴服奔瀉而下的泉水。像雄偉的狙擊手，讓女人們心悅臣服和鼓聲一樣顫動，傾聽那節奏，男人們殷切地臨摹鼓聲，讓愛泉奔流而下填滿河谷。」

 

片頭訪問應為城市的青少年們對於「愛液」的存在性，雖是盧安達的傳統文化，但在漸漸開發的國家卻因為如火箭般湧現、建立，因而阻礙它的產生、傳承。導演將這段訪談放在片頭彷彿替世人敲下當頭棒喝。它應該併行存在與持續進步的。

另外，一群不分年紀、性別在健身房裡揮汗如雨的運動；夫妻互相蒙眼並不能碰身體，只能握手猜測另一半。此刻，攝影機卻推進臉部、身體、手掌等部位特寫。這似乎表現出「愛液」與「身體」的親密關係，它是存在每個人體內，或許不是神話，且也為此議題烙下夫妻性愛的豐富性是否等於婚姻和平的再次提問與註腳。

拜訪社運與文化圈老朋友的感動與一些想法/王淑英

 拜訪社運與文化圈老朋友的感動與一些想法/王淑英

去年（2020)10月我與基金會夥伴林昭慧及吳怡蓁去台南市永康區看鍾喬老師創作的舞台劇〈范天寒和他的弟兄們〉內容涵蓋了失蹤、被關或被處死政治犯的受難情境以及爭取勞工，農民權益的歷程。因家屬追尋受刑人屍體，而發掘了更多慘痛的故事，從頭至尾穿插在三段豐富且效果不同的場景，觀眾的情緒隨故事起伏，有時低落，有時隨著〈團結是力量〉的歌聲而振奮。九個演員的精彩演出加以現代創意的簡單佈景及道具，襯托不同凡響的對白，更呈現現代互動式民眾劇場了不起之張力。 

我已有三十多年來沒有看過如此震撼深刻的舞台劇了，上一次是三十多年前和先夫蔡明殿在紐約小劇場看到的南非反種族隔離舞台劇，劇名已忘，這是由南非黑人少年們所組成的行動劇團，為了對抗政治壓迫而出國演出，當時表演少年們的面孔和歌聲至今同樣令人回味及激勵。

台灣正面臨勞工及農民運動極式微的現狀下，鍾老師將白色恐怖時代對照現代青年人思維所編譯的左翼寫實理念劇，帶領幕前幕後的團員完美演出如此激勵人心的作品，令人感動，佩服。感動的餘韻一直延續到第二天的早上，醒來之時想著高呼~起來!!不願受壓迫的人們！

紀錄片《The Business of Mercy》是一部呼應著我對解構跨國非政府組織 (NGO) 的立場，他們的走向愈來愈像資本市場的營利事業，串連著資本家及政客。這些大型的非政府組織請厲害的CEO (企業經營) 來為組織經營管理，以便為機構累積雄厚的資本，同時妝點機構的公益形象來跟民眾募款或跟政府申請更多經費；但能真正利用這些經費去幫助底層民眾或事務者，實在不多。

這個影片把國際大型的非營利組如何利用這些錢，剖析得很中肯，更可以給認真為底層服務的工作人員看到問題。非政府組織原本應扮演為公民制衡政府權力的角色，但現在的社會只把非政府組織視為成非營利組織，終究是為財團節稅而包裝成慈善或好名聲的非營利事業而已。花點時間看此影片，也許我們費的心力及我們真正想做的善事不至於白白浪費。

我的前輩張良澤老師，協助基金會生活寫作多年，2020年12月29日遭到真理大學管理方無預警關閉台灣文學資料館，導致張老師無法進入辦公室工作。校方告知張老師存放於真理大學的物品無論公私皆屬校方財產清點項目，張老師需以提出證明的方式始能取回。除此，校長陳奇銘還斥其為「連學校職員都不是！」無視張老師真理大學台灣文學資料館榮譽館長的職銜。

2020年1月9日已故知名作家鍾肇政之子鍾延威以「野蠻」一文在臉書披露此事件，他除斥責校方做法粗暴、野蠻外，也認為張良澤教授今天遭受的，已不是他個人的屈辱打壓，而是對整個台灣文學界的屈辱打壓。陳奇銘校長有必要公開說明決策始末，說明非要以這麼不文明手段對待良澤教授的原因，並向良澤教授道歉！

然而面對社會各方的批評，校方不但沒有反省，還對媒體發表聲明稿，澄清換鎖是為了避免珍貴的台灣文學資產被破壞或遺失，目的是要「維護台灣文學的資產與張良澤教授畢生的貢獻」，此聲明稿一出反而引起社會更多的質疑。

11日張良澤老師在台南市吳園召開記者會，這位台灣文學老前輩一開始就請在場的媒體記者不要傷害台灣文學四個字，傷害真理大學台灣文學系，可見其對於台灣文學的維護與關愛。接著，他清楚交代對於文學資料館公私物品的安排，珍貴私人收藏(未編入學校財產)但於文學資料館展出的物品捐贈給學校，但校方如果不能妥善安置，請校方務必將其歸還。另外，張老師辭退榮譽館長一職，唯一要求是請校方開門讓他進入辦公室取回個人物品，文具，以及正在編輯的書等。張老師請大家不要為他日後安排擔憂，他投入老人文學很快樂，未來在家裡編老人文學、養雞，與遛狗。張老師的生活，沒有真理大學一樣充實，但沒有張老師的真理大學失去了台灣文學的純真、謙和與正直的氣質。

張老師是一個文學人，歷史收藏家，一生致力於台灣文學的保存與培育，早年即反對日本殖民政府高壓統治台灣人民，且批判皇民文學。2015年總統大選期間，他喊話「不管是誰當選，強烈建議新任總統搬出總統府建築物，因為那是日本帝國主義對台灣殖民高壓政權的象徵，現在已是民主時代，如果總統還坐在裡面，鎮壓的態度就不會改變」，呼籲新任總統搬出，另建新的總統府，至於原建築「就留下來給全台25個文學圖書館做倉庫，收集台灣重要文獻資料。」。

然而，很遺憾的是，從此事件發生以來，政府並未有具體和明確的表態與介入，台灣政府一直以來對於文學史料的保存並不重視，也未有足夠的人力來妥善的處理這些珍貴的史料，以及專門的館舍來提供典藏和運用。這次記者會張老師顧全大局表達了把他蒐集的史料捐給國家典藏的意願，這些珍貴的台灣文學史料，政府不應將其視為真理大學校方單方財產處置的問題，而是台灣文學史料典藏要如何規劃及保存的重要議題。

育合春兒童生活寫作集結出版與新書發表會/郭明旭

 育合春兒童生活寫作集結出版與新書發表會/郭明旭

生活寫作獎學金是育合春基金會一項鼓勵少年兒童觀察家鄉與生態環境的工作。基金會於雲林北港地區成立蔡秀琴老師紀念獎學金，於嘉義朴子地區成立蔡明殿老師紀念獎學金，他們一位是教育家，另一位是作家，是這項工作推動的重要榜樣。生活寫作獎學金設立期待故鄉變成文字進入學校，耕耘六年獲得地方學校師生的支持而成就了這次兩本作品集，204篇文章來自雲林北港鎮、水林鄉、四湖鄉、口湖鄉及嘉義縣朴子市、太保市、六腳鄉等鄉鎮國小和國中學生。

2020年12月20日，基金會在嘉義縣新港國小寶壇館舉辦發表會，邀請過去六年投稿生活寫作的學生，與他們的家人與師長齊聚一堂，分享更多彼此的生活與社區的進展。我們回顧與感謝水林鄉鄉公所江光輝課長，在活動的第一年，他熱心的引薦學校校長及老師，使得參與生活寫作的作品一年比一年踴躍，累積了豐盛的成果。林享玉老師、吳信宏老師，與台灣文學館張信吉副研究員協助閱讀作品，以及張良澤教授手寫賞析。基金會安排學生與張老師的手稿展出，文字線條牽起台灣文學前輩與後起寫字的手，是生活的一道軌跡。

張老師分享兒時寫作遭遇的第一個困難是語言變成文字。他將阿嬤台語說的七爺八爺守信的故事變成文字，找不到字寫出台語的“高“，張老師苦思後決定用“柳”，音似且形狀也同為瘦長，寫了“矮爺與柳爺”為題的故事投稿。這次看到有一篇文章，小作家寫去雲林“七淘“，數字的七與淘氣的淘運用得相當傳神，現代學生對文字的運用更自由與創意。

育合春基金會推動生活寫作獲得張良澤老師的肯定。張良澤老師認為生活感動是一個正確的寫作方法，能將之寫下來就會是一個好作品。在文字運用方面，張老師閱讀投稿的作品認為當中偏重華麗辭藻的作品不多，肯定大部分同學的寫作體現真誠。張老師順著詞藻的主題分享他個人對真誠性的看重，經驗分享例如：練習盡量不用形容詞，多使用句號寫作，多找機會用手寫字。

生活寫作，寫的是自己生活的感動，並且將感動與其他人產生共鳴。張良澤老師的建議讓生活寫作的精神可以更具體化地執行。形容詞就像生活的味精或香料一樣，只需要放一點足夠一日的芬芳。其次，不要模仿流行文章的長句，長句是刻意對閱讀者形成單方的壓力。生活寫作重視呼吸，逗號的停頓是為了讓讀者休息，一到兩個逗號後就要將句子完結。最後，生活寫作是手的思考，以筆寫出的風景與腦部的風景是互相邀請、對話，合作，刺激的夥伴關係。

美國寓言—紐約街頭 (3) / 袁志君

美國寓言—紐約街頭 (3)

袁志君

第25期季刊分享美國女作家Octavia Butler寓言小說，末世中沒有彌撒亞或是超級英雄，但是有人類嘗試重建信任關係以建立烏托邦，天主教工人組織就像是一群在街頭混亂中試圖相信人性的修行者。26期紐約街頭的故事談三-五月新冠肺炎的封閉與開放政策，街頭的游離者與大多數紐約人呈現顛倒的生活經驗，隨著紐約市重啟經濟活動，餐廳在街道圍起花園雅座取代了游離者的帳篷與床墊。第27期的故事近看人的生命：在現代化的進步中，我們現在或未來活成什麼樣子的人與文化。

63歲的街友Ｊ，身體與靈魂都住在東村一街的老大，我2019年搬到天主教工人組織（CW）認識的第一個街友。當時我週間上課，自願週末值班，讓其他工作者可以休息，但是我的選擇也讓自己幾次獨自面對吸毒者的不穩定，好幾次Ｊ告訴我他就在大門口，有狀況大聲叫他；他強調著“我保護你“，即使他坐在輪椅上，行動不便。

Ｊ曾是紐約小有名氣的貝斯樂手，他的樂器住在CW的三樓，但是人卻住在東一街的人行道，他要每一個CW新志工為他的靈魂祈禱，但是讓他唯一安靜的是海洛英。在他以為的安寧狀態中，身體躁紅的皮膚，不平常蠕動的雙唇，歪斜的脖頸，與僵直幾乎要滑下輪椅的身體，都是他看不見的自己的樣子。自3月份開始取得海洛英困難同時健康惡化的Ｊ進急診室將近十次，進出醫院ICU三次，醫院聯繫病危通知兩次。他的心臟功能不到20%，身體積水經常從皮膚排出導致潰爛疼痛，但是透過檯面上紐約的醫療系統與檯面下的毒品（J的藥品），Ｊ循環地被醫治與被救護車放回到東一街，一個醫不死的先進科技，這是紐約作為優越城市的象徵。

七月開始的紐約逐漸擺脫疫情災區的映像，東一街也隨之改變。在社會封閉到開放的過程中，原本沉寂的毒品交易重新活躍，還原疫情前狀態的紐約。七月開始，清晨偶爾碰到熟悉的年輕面孔躺在地上而手還插著針頭，有兩次注射過量的急救事件，偶爾咖啡時間結束後化學大麻就隨著風傳到窗口，這是新冠疫期前的紐約氣味，散播著靠著藥物活下去的生活。我剛來紐約時因為街頭充斥的這種氣味以為是紐約的衰敗，但此刻卻知道這也是紐約做為富裕城市的樣貌。

隨之而來的藥/毒癮防治經費縮減與裁員，一位年輕街友中斷從門診取得美沙酮(海洛英戒治計畫)，一對年輕移民夫妻又回到東一街與第二大道附近與藥頭接觸，戒毒多年的外展社工失去工作與住所後與他曾經幫助的對象ㄧ樣在街頭露宿並重拾了海洛英；Ｊ終於中止了醫不死又活不下去的進步神話，醫院通知他的家人未果，轉而求助天主教工人組織代為取走他的遺體協助安葬。

漸漸地，我們要習慣“進步神話“無法繼續處理的矛盾：現代化的進步與生存環境的劣化，兩個現象的共同存在。美國科學歷史教授Donna Haraway的文章人類世代（Anthropocene, Capitalocene, Chthulucene: Making Kin）提到科技與資本主義的進步已經改變地球的地質年代，從新世代進入人類世代。人類世代的特徵是廉價化的自然，世界充滿著難民（人類與非人類）但是可生養萬物的庇護所就日漸消失。即便先進科技將眼光從地球移走，轉向對外太空尋找生命與庇護所，但也無法阻止人類社會從內部的腐敗。Haraway 認為人類世代的科技不會創造出新人類，萬種生命都成為資本主義世代的廢棄物（compost）。與其被動地等待人類持續地腐敗，Haraway 提出地球世代的思考與行動角度，將人類的創意潛力轉向地球歷史與自然界共生關係的觀察 — 有生命力的世界—面對環境挑戰仍然能夠不斷重生世界（reworlding）。

關於未來學，Haraway認真地提醒我們，世界需要不同差異物種交互活動中創造出富有的生命庇護空間；面對未來，我們需要延展家族的定義，未來人類的家族關係不單是生物繁衍關係的家庭成員，他更可能是一個之外的人（或生命），不一樣，不熟悉，甚至是陌生的身體/生命。我想到台南、高雄的勞工姐妺常說“工會是我們的大家庭”，育合春夥伴催生的週末共食生活，社區夥伴加入外籍移工/家庭於社區發展工作。不知不覺中，我們已經在身體力行未來學，改變人類世代的行爲，轉向尊重地球世代。我也想到紐約的街友，想到Ｊ的家人最終也不願再見一面，想到因為疫情死亡數字下降而恢復工作的紐約市喪葬事務官員質問天主教工人組織基於什麼法律權力安排Ｊ的遺體火化；我想不出來CW有任何一點被國家制度賦予的權力，CW只是一群共同生活在紐約曼哈頓東一街的住民，有的權力只是活著面對生命的各種變化。 

註：志君於2019年七月加入天主教工人組織 (Catholic Worker Movement)的活動，住在紐約曼哈頓東村的聖約瑟之家。聖約瑟之家除了庇護病弱街友，白天供應街友早餐與咖啡，另外出版報紙（5分錢）也是組織的主要工作。因為相信人與社群的自主與共生能力，因此ＣＷ沒有“立案慈善“，他的庇護與供餐從來不是政府認定的”合法“。

「良心犯」: 她(他)們都是利他主義者/ 張喬勛、郭明旭

 「良心犯」: 她(他)們都是利他主義者/ 張喬勛、郭明旭

2020年入圍南方影展的人權奬共有四部影片，兩部是有關政治犯或稱為良心犯人權被迫害的故事。台灣戒嚴時期因政治因素被入罪者非常多，許多人冤枉被囚禁，不只酷刑受虐得不到公平審訊，在不成比例的判刑下坐大半輩子的牢，甚至被槍決者不在少數。這些人因政治目的，反對社會的不公平發出聲音，且不涉及暴力行為而被國際特赦組織認定為「良心犯」: 她(他)們都是利他主義者。

紀錄片《流麻溝女思想的》和劇情短片《母親的呼喚》都是運用影像來記錄、還原白色恐怖時的情況，有助於台灣人民對於那段歷史創傷的認識，瞭解執政者為了鞏固政權，殘酷壓迫讓人民活在恐懼當中。相較於過往的影像都是以男性受害者敘事為主，《流麻溝女思想的》則記錄了陳勤和張常美兩位女「良心犯」的受迫害經驗，以及女性政治犯在綠島被監禁時的生活概況，這些資料相當珍貴與缺乏。透過歷史搬演與新舊世代的對話，層層掀起那鮮少被提難以言喻的記憶傷痕。《母親的呼喚》從書信日誌延伸至政治受難畫作建構起沒有自由的絲絲喘息。

而一橫一豎，一時一日地累積是恐懼也是對「良心犯」允諾活下去的希望。

    當時，許多受害者都正值青春年華，卻在完全不知什麼原因、理由的狀況下，被情治人員帶走，從此就失去自由，開始遙遙無及的牢獄生活。就如紀錄片中張常美女士所言，「以前是怎樣，隨便去報，就是老蔣說的，寧可錯殺一百，不能放走一個…」。

    2017年12月5日，立法院通過了《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希望透過開放政治檔案、去除威權統治時期的象徵、平復司法不法，來還原「白色恐怖」的歷史真相。誠如促轉會主委楊翠所言，「轉型正義是必要的，是正面的，這是台灣社會「轉骨」的關鍵時刻，通過面對過去的暗影，才有可能迎來清清朗朗的未來」。

  從上述政治人權回到人民生存及工作權的問題，目前台灣約有71萬來自東南亞的外籍勞工從事勞動工作，其中大約有5萬逃逸外勞。入圍人權奬影片《逃跑的人》記錄在台灣越籍移工范草雲逃逸的生活，呈現台灣仲介制度對外籍移工的剝削和荒謬。然而，草雲不僅是「逃跑外勞」，她還成立了外勞的互助團體，協助陷入困境中的外勞及其家屬，反映著移工在台灣面臨職災、意外、死亡的無助與無奈。曾以自由之身來臺灣謀生，諷刺的卻以被剝奪自由作為生命的延續，彷彿沒有臉孔的人們在城市裡遊竄。即便如此，無聲之中互助共生與凝聚在影像中而蔓延。

    華人紀錄片《風吹布動》記錄香港布料售賣集中地「棚仔」的布販反抗迫遷的抗爭過程。紀錄片完整凸顯資本當道的社會，政府政策往往不顧底層人民的聲音及生活，以美化和開發為藉口，不但與財團掛勾，拆解社區人民的生命軌跡，又無法提出完整的配套措施來安置人民生計。布料售賣攤販團結一致，連結社會資源和力量來抗爭無理的政策決定，影片有相當完整的紀實。

入圍的四部影片正好反映著台灣從專制體制走向自由民主社會的省思。雖然政府開始透過立法來面對過往政策的錯誤，但並未積極去拉近不同種族、階級間的不平等，且諸如，土地迫遷、外籍移工受剝削等等侵害人權的問題仍然層出不窮。期盼「人權立國」不只是政府的口號，而是一個被逐步實踐的價值。

2020年人權影片推薦

           流麻溝女思想的/陳育青導演/台灣紀錄片              母親的呼喚/林治文/台灣劇情短片

         逃跑的人/曾文珍/台灣紀錄片                                  風吹布動/羅志明/香港紀錄片

組織、行動與展望～基層教保組織走過的30年/ 郭明旭、王淑英

組織、行動與展望～基層教保組織走過的30年

郭明旭、王淑英

台灣的托育照顧問題早在1950-1960年代就漸漸浮現，在這段時期，台灣社會轉為以出口導向的工業化產業型態，農村人口移往都市，核心與雙薪家庭增多，婦女外出就業率提高，對於幼兒教育和托育的需求不斷地升高。

政府面對社會的改變，並未有長遠、完整的托育政策規劃，反倒是採取家庭主義中心觀，強化家庭傳統由女性照顧的責任，國家只在家庭資源不足時，才扮演替代性角色，將育兒劃歸為個別家庭的責任。

工業化下社會發展，女性勞動力從家庭中被釋出進入社會，看似關於女性解放，但女性工會30年歷史說出不一樣的經驗。

  政府放任的態度，讓私立幼稚園在1961年至1981年間蓬勃發展，長期下來，形成台灣托育環境公私比例嚴重失衡，以營利為主導(公立30％、私70％)，托育費用昂貴，甚至直逼私立大學學費，且為了創造更高利潤，私立園所超收學生嚴重，未立案幼托園所比例極高，這些現象都是眾所皆知，但政府官員為了解決托育供不應求的窘境，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在托育服務市場自由競爭下，利潤成為主要目標，幼托機構自然集中在都會區，加上公立托育機構極少，以至於城鄉差距越來越大，偏遠地區的托育機構不足，使得弱勢幼兒的基本權益受損。

除此，台灣學齡前幼兒照顧機構，在2012年幼托整合實施之前，分為以教育(4~6歲)為主的幼稚園和以保育(0~6歲)為主的托兒所。原本各自扮演其社會功能角色，雙軌並存，但隨著幼托市場迅速不斷擴張，私立幼稚園為了增加利潤，普遍違法向下延收4歲以下的幼兒，導致在實際運作上，相同年齡的孩子，在兩類不同的機構中。

功能相似的兩個機構，都是照顧幼兒，卻事權分立，因主管機關不同，接受不同規範，預算不對等而享有差異的補助，且由兩類不同訓練標準的專業人員(幼教師和保育人員)來負責執行教保工作，形成兩種不同品質的照顧與教育，引發了幼稚園和托兒所功能混淆和體制紊亂的現象。

社會政策的發展從未將女性視為主體，他們將女性視為社會勞動力的替代品，另一方面以美德塑造女性在私領域(家庭)與公領域(產業)照顧工作中的自我犧牲。

當台灣的幼托環境往市場化、商品化發展，在競爭激烈的幼托市場，私立業者為了降低成本，教保工作者就成為主要的剝削對象。工時長、薪資微薄、勞動保障不足、專業自主性受限、社會地位低弱，即使國家投入相當多的經費培訓師資，流動率依舊居高不下，直接影響的就是教保品質的低落。再者，教育主管單位只是採用「補足式的政策」來因應當時嚴重不足的教師人力需求，也就是政府開設一些進修的課程，讓現場的教保工作者在短時間內拿到資格，以快速大幅擴充師資，但同時也埋下了現場教保工作者後來因為法令變動，原來資格不被承認，為了取得相關資格而過著重複進修的艱辛生活。

政府部門各自為政，新的法令政策違背法律不溯及既往的精神，而導致教保人員的資格不斷喪失，抹殺大多數一輩子在私幼、公托，以及私托從事幼托工作者的資格與工作權。一系列錯誤政策，再加上學界教授不識教保職場的現況，而建議高學歷掛帥的法令和行政命令，引發職場上工作者怨聲載道。

以女性照顧者為主體的倡議從法律與體制外開始，由沒有勞基法保障的村里與私立托兒所保育人員行動。

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之下，第一個基層教保組織「高雄縣學前教育教師職業工會」於1990年在高雄縣鳳山市成立，第一個工會組織成員便是來自於沒有任何福利保障的村里托兒所的保育人員，以及散佈在沒有勞保或沒有任何勞基法保障的私立小型園所的教保人員。

雖然當時礙於法令不准教師籌組工會，因此未能立案，然而工會參與者卻堅持在體制外運作了三年，直至1993年1月17日正式立案為「高雄縣保育人員職業工會」。之後，由南到北發展縣市的組織，逐漸將分散各地的基層教保工作者凝聚起來，終於在2011年邁向全國性教保產業工會的組織。

基層教保組織從成立以來至現在，致力於保障教保人員的權益，提升教保人員的專業素養，增進教保人員的福利，且以改善幼教品質為最終目標。實際的運作上則從兩方面著手，一方面在觀念上，協助增進教保工作者的自學能力，以達專業知能和素養。另一方面從制度面去爭取相關法令、政策之制定或修改，以保障教保工作者的權益。

三十年來，基層教保組織藉由發行刊物(如，育田通訊、輔育花圃、蒲公英通訊、聯合會刊)，策畫勞動條件調查，以及拍攝紀錄片(如，孩子王、好大的膽、跟著我們向前走)等方式，用真實的數據、影像來揭露教保工作者的勞動處境。讓社會大眾瞭解教保工作者之勞動條件的嚴峻，同時，進一步讓社會大眾理解教保工作者的勞動條件與照顧品質優劣的關係。

另外，基層教保組織也採取不同管道，來對中央相關幼托、勞動政策和法令進行倡議，以維護托育工作者的勞動權益。像與立法委員合作召開公聽會或記者會，如，1998年在立法院召開「兒童福利專業人員資格認定公聽會」，2012年在立法院召開「幼照法上路配套差，教保員全失業~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辦法變成大量解雇條款!」記者會，2013年在立法院召開「教保人員要強制納保」記者會等等。  

在女性勞工的歷史中發展勞動女性組織的倡議工作目標，勞動工作者互助成長的網絡。

教保組織面對中央和地方政府機關不作為，除了請願、開記者會、修法及遊行倡議行動外，也透過拜訪中央、地方勞動主管機關，步入體制內跨部會協商或反映基層問題。如，於2009年特別拜會勞委會，請勞委會主委王如玄正視長時間以來教保人員勞動條件不佳、薪資福利待遇過低等等問題，當年的六月底至七月初，勞動部就做了一次全國性私立托兒所及幼稚園勞動條件專案檢查。

30年來基層教保組織致力於結合不同民間團體，致力於改善商品化的幼托環境，爭取合理教保勞動條件，提升照顧品質。從概念、論述的形成，再至政策的實行，過程相當艱辛，確實有其成果的展現，但目前也遇到了相當大的瓶頸。 

教保人員組織期待，即使當前面臨運作上的各種問題，都還是須透過辯論、反省，找出明確的方向，回到勞工運動的本質。更需去理解台灣的勞工運動史，多串連其他行業的工會組織，彼此能夠團結、互助。同時，勢必持續凝聚基層教保人員的毅力，發揮組織的力量，堅持理念持續往前邁進。 

基層教保組織成立時間軸

1990年~「高雄縣學前教育教師職業工會」

1993年~「高雄縣保育人員職業工會」

1997年~「台北市教保人員協會」

2002年~「高雄市輔育人員職業工會」

2006年~「台南市/縣保育人員職業工會」

2010年~「屏東縣幼兒托育職業工會」 

2011年~「全國教保產業工會」

2014年~「台南市教保產業工會」

美國寓言—紐約街頭 (2)/ 袁志君

 美國寓言—紐約街頭 (2)/ 袁志君

第25期季刊介紹天主教工人組織Catholic Worker Movement 刻意將自己放置於紐約曼哈頓的都市人與游離者的夾縫區，以及美國女作家Octavia Butler小說對生命夾縫區的烏托邦寓言。這一期紐約街頭的故事談新冠肺炎中的紐約街頭視角，面對紐約執行封閉然後漸進開放的社會秩序，街頭的游離者呈現與大多數紐約人完全顛倒的生活經驗。故事從2020年三月第二個禮拜開始，紐約執行社會距離政策而進入暫停狀態，各大學暫停校園課程改為遠距教學，學生與老師被疏散回家；公司機關改變工作環境與型態，平常為工作忙碌的曼哈頓人有了在家自由支配的時間，街道漸漸地只看得到街友。

許多社福團體無預警的關閉街頭服務，但是街友無法暫停生活，持續地為日常食物、衣物、盥洗問題而穿梭街道找尋開放場所。街友面對疫情不理解但多數忍受，偶爾發脾氣怒吼“我受夠了”表達他們的存在。遊民雖然未被公共衛生系統視為有害的目標（因為非正式的社交隔離，他們是較低可能性的傳播者），卻是政府社會距離政策中被放置不顧的一群。不論是正式或非正式的社會距離與隔離，能發動與參與執行的一直都是社會的資產階級。

天主教工人組織（Catholic Worker, CW）在曼哈頓下東區維持每天的食物與咖啡供應，因為街道還是屬於街友的一部分。疫情的初期物資短缺，我跟CW住民夥伴每天熬夜做馬鈴薯三明治、豆子湯，與咖啡；愛爾蘭裔的住民說馬鈴薯是飢荒的糧食，年長街友說豆子湯是他們一天最重要的主食。CW經常接到市政府或機構社工電話調查，詢問服務時間以便提供訊息給他們的個案。警察頻繁地拜訪，因為鄰居投訴我們違反社交禁令。我很感謝CW維持開放的決定；做出開放的決定不是輕率，年長慢性病的CW居民知道對健康的威脅，但是沒有異議地參與在備餐與遞餐工作中，一位有心臟病的居民說他不能忘記自己也曾經來自街頭。較年輕的住民，我們更積極與負責任地維持環境互動的安全，努力讓社會距離不會變成社會疏離。

2020年四月早上9:30的東一街屬於每一個人，沒有呼嘯街道的車輛。住民與志工疏導排隊的人群，街友領了咖啡後散開在一街各處席地而坐，也有人拖著床墊躺著吃早餐，享受沒有眼光打擾的春日清晨。第一個星期天的上午，一位年輕男孩，光著腳在街頭的中央轉圈。我站在窗戶旁邊看男孩為自己跳舞，認出他幾天前從背包中拿了三包紅豆沈默地遞給我，交換一杯咖啡、一個馬拉薯雞蛋三明治。幾天後，一位坐在地上說餓著沒有力氣走到其他食物廚房的女孩，拿了兩束紫色的香花交換橘子跟香蕉。每天有將近200人來CW領早餐，有人順手亂丟垃圾，但也有人順手幫忙收拾。關係與關心，連結著用餐街道的清潔，生長出自發性的行動，沒有洩憤或自暴自棄地混亂；CW的精神領袖 Dorothy Day與Peter Maurin的哲學：我們的目標是創造一個人善易達的社會。我們無法預期明天能否繼續開放，住民或志工會不會感染生病，重複每一天的單調日常是我們的幸運也是壓力，偶爾街頭正向能量的發生是一種祝福。

進入五月，我們處在一個被食物淹沒的景象。紐約走過四月份對疫情的驚嚇後，恢復以消費來維持/重啟社會常態。大量的基金流入餐飲業，街友成為餐廳製作食物後主要的顧客；同時隨著活動的解禁，愈來愈多的團體與個人組織以遊民為對象的公益活動。午後的公園，一個街友的輪椅掛著兩大 袋的食物混雜著冷熱食品，另一位遊民身旁邊放著四、五個餐盒，公園隨處是各種塑膠餐盒的垃圾。CW過去以超市快過期食物為主要物資捐贈來源，此時連續一個禮拜收到希爾頓飯店的食物，日式蕎麥麵、泰式咖哩、烤羊肉炒飯、鱈魚燉飯...。解釋異國料理的味道雖然曾經是跟街友們有趣的互動，但令人難過的事實是：我們因為紐約“恢復社會正常“的過渡期而被過度餵食。與食物氾濫同步而來的是警察驅趕已經在第二大道上“定居“的街友— 為更多紐約人即將出門活動做好準備。

  最後，紐約作為一個建立在消費文化的城市現象反映在一位CW年長志工因肺炎疫情的病逝。他於三月底在醫院過世，居住的安養中心拒絕接受他的遺體，輾轉由CW聯繫葬儀社與醫院太平間接洽。因為CW付的錢不夠選擇服務項目，葬儀社不提供線上遺體探視與追思(天主教儀式正式向遺體致意)，也不能協商火化時間。五月中旬，葬儀社無預警地送來他的骨灰，匆忙中CW舉辦非正式的追思聚會，居民匆忙地哀悼，紀念這位長年忍受病痛也堅持志工服務的朋友。在疫病與階級的社會距(隔)離，以及消費文化為核心的社會活動與關係中，生者與終者的時間鏈結斷裂，死亡不再有生命力對生者訴說，對生者的我們經驗到的是死亡的死亡。

為壽終談琴 ( From music into Silence) /林昭慧

        離開冬天進入2020年的新年（春天），我們慎重地學習最重要的生命課題—死亡：對生者的離別。covid-19的疫病席捲全球，防疫由“控制“的思維主導，一般個人的死別與生離經驗成為細微末節。在美國，臨終者與往生者的身體被管制，最後的送別者是死亡處理的職業人士，透過他們安排的線上科技，親友們準時上網見證。在西方的抗疫中，極致的資本主義專業分工取消了臨終者與生者的連結—共同面對生命學習的文化儀式。死亡不再有生命力，正向我們揭示科技社會的疫病發展出了死亡的死亡—生者的死亡。

2020年3月黃明川導演策展第三年嘉義國際藝術紀錄影展，主題「我創造我存在」，影展中出現了一部生死學討論的影片「為壽終談琴」，正好補足科學抗疫中被忽略不提的“進入死亡”的精神與社會意義。水交社非營利幼兒園林昭慧園長分享波斯詩人Rumi作為紀錄片的核心，死亡與愛的親密不可分開。

引用黃明川導演策展的用心：“所有無情的主義正橫掃這苦難大地，以文化藝術切入，來回應生命悲愁與社會困頓，是深擁超越思維的遠眺，而非慣性的直接碰撞。藝術紀錄影展有極限嗎？我們正叩開一扇扇通往創造未來的大門。” 當科技抗疫關上一扇又一扇的大門，音樂與各種形式藝術以他們的創造力留下希望，一種對生命的敬重與愛。也如同Rumi 蘆荻離根後依然以生命力傳響音樂，苦澀與甘甜同時地傳唱。

為壽終談琴 ( From music into Silence)

林昭慧

水交社非營利幼兒園園長

「為壽終談琴」紀錄片感動了我的靈魂，它生動地描繪了臨終照顧樂者彼得·羅伯茨（Peter Roberts）的生活和故事。

       彼得·羅伯茨（Peter Roberts）原擔任家族事業的家具推銷員，在一次機緣下接觸了13世紀的波斯詩人賈拉·阿登·穆罕默德·魯米（Jalālad-DīnMuhammadRūmī，或簡稱為“魯米”）的作品-「蘆笛之歌」而心裡深受悸動，此部紀錄片也以這首詩的詩句貫穿其中，蘆笛之歌是分離之歌，是思念之歌，是渴望之歌，是愛之歌，也是靈魂與神聖摯愛分離而感到憂傷的象徵。

聆聽蘆笛的歌聲，它在哀嘆分離之苦: 

自從我被從蘆葦地裏收割，我的悲歌總讓人們流淚，

我找尋因分離而心碎的人兒，因為只有他們才懂得渴望之苦，

每一個背井離鄉的人都在盼望回家的那一刻，

在每一次聚會，無論人們是悲是喜我總在悲傷哭泣，

每個人對樂曲的理解各不相同，但無人探尋過我內心的秘密，

我的秘密只能在我的悲傷中找到—— 眼睛和耳朵的尋找都是徒勞……

蘆笛的歌聲不是來自風，而是來自火，缺少了這火焰，人生又有何用？

這就是愛的火焰，將音樂注入蘆笛；這就是愛的酵母，讓烈酒變得甜蜜，

蘆笛的歌聲撫慰失去愛的苦痛；蘆笛的歌聲揭開遮閉心靈的面紗，

還有什麽毒藥能像它一樣苦澀？還有什麽蜜糖能像它一樣甘甜？

聆聽這蘆笛之歌

~ 魯米：蘆笛之歌 （Rumi: The Song of the Reed)

當彼得·羅伯茨（Peter Roberts）看到了美國蒙大拿州音樂安寧的專業培訓的廣告之後，已48歲的他心裡備感交戰，心裡的悸動促使他帶著妻子和兩個女兒移居美國兩年半，也至此改變了他的生活。在過去的23年中，彼得·羅伯茨（Peter Roberts）擔任澳大利亞最不尋常的工作，他是唯一的一位為臨終逝者演奏豎琴的澳大利亞音樂家。他無私的音樂天賦將光明與愛帶入了最黑暗的時刻，他幫助人們死於和平，為人們提供和平與安寧的故事。

羅伯茨的旅程不止於此，他和法爾希德˙克盧傑（Farshid Akhlaghi）在拍攝期間一起前往現代的土耳其，追尋影響他深遠的伊朗詩人魯米的遺跡。在這趟拍攝旅程，被拍攝者與導演都進行了深切的精神之旅。

這部攝影作品和音樂的使用以及剪輯都非常出色。從音樂到寂靜，每天，我們都會朝著終點走近一天，無論我們是誰，也無論我們相信什麼。同時在人類已知的歷史經驗中，音樂的治愈能力一直是奇蹟的源泉，音樂是一種影響心律，呼吸質量和身體疼痛的非侵入性方法，對一個即將走入終點的人都會很榮幸能有一個像彼得·羅伯茨（Peter Roberts）這樣的人來帶領進入人生終點。

美國寓言—紐約街頭/ 袁志君

 美國寓言—紐約街頭/ 袁志君

Butler書撒種的比喻，是一部美國寓言/未來小說。故事的少女蘿生活在一個圍牆的基督徒社區，他們不輕易到社區外活動，即使有需要採購或是造訪其他社區而必須穿越街道，也需要慎之又慎地擬定自我保護計畫。社區的團體活動是射擊練習，因為圍牆內的世界會被突擊，居民要學會用槍保護自己。蘿跟他的弟弟出生的時候，他們的世界已經圍牆林立，所以他們對圍牆外的世界所知甚少，他們知道的是街廓那些沒有社區的人（我們暫時用游離者代稱），總在暗處偷窺圍牆社區，找到機會就是偷竊與縱火洩憤。

有圍牆的社區最初還可以維持文明的信仰，人們試著自給與互助的生活，對內維持著某一種良善的火種，但所謂的社區實踐卻是不斷向內緊鎖與排外的會員制形式，他們的閉鎖導致自己愈加地被恐懼宰制。終於有一天社區被瓦解了，蘿加入其他有同樣遭遇的陌生人徒步走在高速公路上，前進傳說中安全與和平的北方（加拿大成為一種想像的傳說）。Butler這一本小說辯論什麼是社區，還有社區的死亡與重生。

我在天主教工人運動組織紐約的住所生活了6個月，服務街上的遊民與吸毒者。工人運動組織的建築物在紐約的精華區曼哈頓，但刻意經營成為都市與游離者之間的夾縫區。在這個邊緣之地，我有一些新的學習課題，讓我常回顧 Butler對未來的描述。

天主教工人運動組織位在曼哈頓下城區，工作者熟悉附近的游離者，但是特殊的工作方法使他們同時也收下街頭的威脅文化。隨時對外敞開的大門，工作人員以自己的身體梳理街頭關係的界線，形成他們將自己放在街頭文化中，而必須經常面對口語與肢體威脅。雖然他們面對暴力的自信建立在對街頭人物與關係的了解，但我還不能習慣這種立身於危險邊緣的生活方式。即便我相信打開大門的社會運動，但是我也意識到Butler小說中的圍牆社區是一種誘惑：寧願不要面對一個可能倒在洗手間的吸毒者，不要擔心自己可能下一刻被打；也許將門關起來也是一種選擇，將不喜歡或是可能危險的人關在門外，在圍牆裡面過另一種生活。

這種將自己擺放在現代化都市的邊緣作法，創辦者與跟隨者設立了一個非常困難的挑戰。我懷疑這種應用基督教神學中共同生活的社區運動，是否能在21世紀繼續存在，尤其當街頭現象是一種集體創傷者的反撲，人與世界之間沒有信任卻有高度的欲望運作。我想到小說中蘿與其他人在高速公路上往夢想之地前進，人之間避免互動以防止欲望的驅動，結果疏離成為一種彼此最好的保護。真實的紐約街頭也是如此，街頭現實與社區價值是互相對立與矛盾，工作人員如何忍受或包容矛盾的存在。

目前跟我一起工作的資深夥伴在60-70歲，他們站在最前線已經有20年。他們對我的訓練是找到自己跟游離者互動的關係，建立自己做為曼哈頓下城區一員的文化。但我付出的代價就是走入種族與性別的歧視或是騷擾與威脅，讓我糾結與反思資本主義涵養出的街頭脈絡。困難常使我值班的時候閃過念頭：“假裝聽不見敲門聲吧。” 然而，反對的聲音來自認清自以為安全的假象，我讓自己即使在最不願意的時候，也還是要有力量地為別人開門—為了改變，或是一個機會。

我在紐約試著實驗什麼是以開放社區（沒有圍牆/邊界）面對世界的問題，剛好呼應育合春基金會今天5月投入的國際難民與全球兩極化社會與經濟發展；世界的生態與人為災難沒有圍牆，回顧2019年，我們靜下心來思考自己面對此刻與下一秒鐘世界的疏離：加入蘿與其他世界公民的未來之旅，我們有的是哪一種面對社會現狀的信念，懷著何種未來世界的想像，還有將帶給蘿那一種希望的種子。2019年的伊拉克基督徒不慶祝代表希望與和平的聖誕節，而在台灣的我們會選擇如何紀念2019與邁入2020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