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行動與展望～基層教保組織走過的30年/ 郭明旭、王淑英

組織、行動與展望～基層教保組織走過的30年

郭明旭、王淑英

台灣的托育照顧問題早在1950-1960年代就漸漸浮現，在這段時期，台灣社會轉為以出口導向的工業化產業型態，農村人口移往都市，核心與雙薪家庭增多，婦女外出就業率提高，對於幼兒教育和托育的需求不斷地升高。

政府面對社會的改變，並未有長遠、完整的托育政策規劃，反倒是採取家庭主義中心觀，強化家庭傳統由女性照顧的責任，國家只在家庭資源不足時，才扮演替代性角色，將育兒劃歸為個別家庭的責任。

工業化下社會發展，女性勞動力從家庭中被釋出進入社會，看似關於女性解放，但女性工會30年歷史說出不一樣的經驗。

  政府放任的態度，讓私立幼稚園在1961年至1981年間蓬勃發展，長期下來，形成台灣托育環境公私比例嚴重失衡，以營利為主導(公立30％、私70％)，托育費用昂貴，甚至直逼私立大學學費，且為了創造更高利潤，私立園所超收學生嚴重，未立案幼托園所比例極高，這些現象都是眾所皆知，但政府官員為了解決托育供不應求的窘境，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在托育服務市場自由競爭下，利潤成為主要目標，幼托機構自然集中在都會區，加上公立托育機構極少，以至於城鄉差距越來越大，偏遠地區的托育機構不足，使得弱勢幼兒的基本權益受損。

除此，台灣學齡前幼兒照顧機構，在2012年幼托整合實施之前，分為以教育(4~6歲)為主的幼稚園和以保育(0~6歲)為主的托兒所。原本各自扮演其社會功能角色，雙軌並存，但隨著幼托市場迅速不斷擴張，私立幼稚園為了增加利潤，普遍違法向下延收4歲以下的幼兒，導致在實際運作上，相同年齡的孩子，在兩類不同的機構中。

功能相似的兩個機構，都是照顧幼兒，卻事權分立，因主管機關不同，接受不同規範，預算不對等而享有差異的補助，且由兩類不同訓練標準的專業人員(幼教師和保育人員)來負責執行教保工作，形成兩種不同品質的照顧與教育，引發了幼稚園和托兒所功能混淆和體制紊亂的現象。

社會政策的發展從未將女性視為主體，他們將女性視為社會勞動力的替代品，另一方面以美德塑造女性在私領域(家庭)與公領域(產業)照顧工作中的自我犧牲。

當台灣的幼托環境往市場化、商品化發展，在競爭激烈的幼托市場，私立業者為了降低成本，教保工作者就成為主要的剝削對象。工時長、薪資微薄、勞動保障不足、專業自主性受限、社會地位低弱，即使國家投入相當多的經費培訓師資，流動率依舊居高不下，直接影響的就是教保品質的低落。再者，教育主管單位只是採用「補足式的政策」來因應當時嚴重不足的教師人力需求，也就是政府開設一些進修的課程，讓現場的教保工作者在短時間內拿到資格，以快速大幅擴充師資，但同時也埋下了現場教保工作者後來因為法令變動，原來資格不被承認，為了取得相關資格而過著重複進修的艱辛生活。

政府部門各自為政，新的法令政策違背法律不溯及既往的精神，而導致教保人員的資格不斷喪失，抹殺大多數一輩子在私幼、公托，以及私托從事幼托工作者的資格與工作權。一系列錯誤政策，再加上學界教授不識教保職場的現況，而建議高學歷掛帥的法令和行政命令，引發職場上工作者怨聲載道。

以女性照顧者為主體的倡議從法律與體制外開始，由沒有勞基法保障的村里與私立托兒所保育人員行動。

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之下，第一個基層教保組織「高雄縣學前教育教師職業工會」於1990年在高雄縣鳳山市成立，第一個工會組織成員便是來自於沒有任何福利保障的村里托兒所的保育人員，以及散佈在沒有勞保或沒有任何勞基法保障的私立小型園所的教保人員。

雖然當時礙於法令不准教師籌組工會，因此未能立案，然而工會參與者卻堅持在體制外運作了三年，直至1993年1月17日正式立案為「高雄縣保育人員職業工會」。之後，由南到北發展縣市的組織，逐漸將分散各地的基層教保工作者凝聚起來，終於在2011年邁向全國性教保產業工會的組織。

基層教保組織從成立以來至現在，致力於保障教保人員的權益，提升教保人員的專業素養，增進教保人員的福利，且以改善幼教品質為最終目標。實際的運作上則從兩方面著手，一方面在觀念上，協助增進教保工作者的自學能力，以達專業知能和素養。另一方面從制度面去爭取相關法令、政策之制定或修改，以保障教保工作者的權益。

三十年來，基層教保組織藉由發行刊物(如，育田通訊、輔育花圃、蒲公英通訊、聯合會刊)，策畫勞動條件調查，以及拍攝紀錄片(如，孩子王、好大的膽、跟著我們向前走)等方式，用真實的數據、影像來揭露教保工作者的勞動處境。讓社會大眾瞭解教保工作者之勞動條件的嚴峻，同時，進一步讓社會大眾理解教保工作者的勞動條件與照顧品質優劣的關係。

另外，基層教保組織也採取不同管道，來對中央相關幼托、勞動政策和法令進行倡議，以維護托育工作者的勞動權益。像與立法委員合作召開公聽會或記者會，如，1998年在立法院召開「兒童福利專業人員資格認定公聽會」，2012年在立法院召開「幼照法上路配套差，教保員全失業~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辦法變成大量解雇條款!」記者會，2013年在立法院召開「教保人員要強制納保」記者會等等。  

在女性勞工的歷史中發展勞動女性組織的倡議工作目標，勞動工作者互助成長的網絡。

教保組織面對中央和地方政府機關不作為，除了請願、開記者會、修法及遊行倡議行動外，也透過拜訪中央、地方勞動主管機關，步入體制內跨部會協商或反映基層問題。如，於2009年特別拜會勞委會，請勞委會主委王如玄正視長時間以來教保人員勞動條件不佳、薪資福利待遇過低等等問題，當年的六月底至七月初，勞動部就做了一次全國性私立托兒所及幼稚園勞動條件專案檢查。

30年來基層教保組織致力於結合不同民間團體，致力於改善商品化的幼托環境，爭取合理教保勞動條件，提升照顧品質。從概念、論述的形成，再至政策的實行，過程相當艱辛，確實有其成果的展現，但目前也遇到了相當大的瓶頸。 

教保人員組織期待，即使當前面臨運作上的各種問題，都還是須透過辯論、反省，找出明確的方向，回到勞工運動的本質。更需去理解台灣的勞工運動史，多串連其他行業的工會組織，彼此能夠團結、互助。同時，勢必持續凝聚基層教保人員的毅力，發揮組織的力量，堅持理念持續往前邁進。 

基層教保組織成立時間軸

1990年~「高雄縣學前教育教師職業工會」

1993年~「高雄縣保育人員職業工會」

1997年~「台北市教保人員協會」

2002年~「高雄市輔育人員職業工會」

2006年~「台南市/縣保育人員職業工會」

2010年~「屏東縣幼兒托育職業工會」 

2011年~「全國教保產業工會」

2014年~「台南市教保產業工會」

美國寓言—紐約街頭 (2)/ 袁志君

 美國寓言—紐約街頭 (2)/ 袁志君

第25期季刊介紹天主教工人組織Catholic Worker Movement 刻意將自己放置於紐約曼哈頓的都市人與游離者的夾縫區，以及美國女作家Octavia Butler小說對生命夾縫區的烏托邦寓言。這一期紐約街頭的故事談新冠肺炎中的紐約街頭視角，面對紐約執行封閉然後漸進開放的社會秩序，街頭的游離者呈現與大多數紐約人完全顛倒的生活經驗。故事從2020年三月第二個禮拜開始，紐約執行社會距離政策而進入暫停狀態，各大學暫停校園課程改為遠距教學，學生與老師被疏散回家；公司機關改變工作環境與型態，平常為工作忙碌的曼哈頓人有了在家自由支配的時間，街道漸漸地只看得到街友。

許多社福團體無預警的關閉街頭服務，但是街友無法暫停生活，持續地為日常食物、衣物、盥洗問題而穿梭街道找尋開放場所。街友面對疫情不理解但多數忍受，偶爾發脾氣怒吼“我受夠了”表達他們的存在。遊民雖然未被公共衛生系統視為有害的目標（因為非正式的社交隔離，他們是較低可能性的傳播者），卻是政府社會距離政策中被放置不顧的一群。不論是正式或非正式的社會距離與隔離，能發動與參與執行的一直都是社會的資產階級。

天主教工人組織（Catholic Worker, CW）在曼哈頓下東區維持每天的食物與咖啡供應，因為街道還是屬於街友的一部分。疫情的初期物資短缺，我跟CW住民夥伴每天熬夜做馬鈴薯三明治、豆子湯，與咖啡；愛爾蘭裔的住民說馬鈴薯是飢荒的糧食，年長街友說豆子湯是他們一天最重要的主食。CW經常接到市政府或機構社工電話調查，詢問服務時間以便提供訊息給他們的個案。警察頻繁地拜訪，因為鄰居投訴我們違反社交禁令。我很感謝CW維持開放的決定；做出開放的決定不是輕率，年長慢性病的CW居民知道對健康的威脅，但是沒有異議地參與在備餐與遞餐工作中，一位有心臟病的居民說他不能忘記自己也曾經來自街頭。較年輕的住民，我們更積極與負責任地維持環境互動的安全，努力讓社會距離不會變成社會疏離。

2020年四月早上9:30的東一街屬於每一個人，沒有呼嘯街道的車輛。住民與志工疏導排隊的人群，街友領了咖啡後散開在一街各處席地而坐，也有人拖著床墊躺著吃早餐，享受沒有眼光打擾的春日清晨。第一個星期天的上午，一位年輕男孩，光著腳在街頭的中央轉圈。我站在窗戶旁邊看男孩為自己跳舞，認出他幾天前從背包中拿了三包紅豆沈默地遞給我，交換一杯咖啡、一個馬拉薯雞蛋三明治。幾天後，一位坐在地上說餓著沒有力氣走到其他食物廚房的女孩，拿了兩束紫色的香花交換橘子跟香蕉。每天有將近200人來CW領早餐，有人順手亂丟垃圾，但也有人順手幫忙收拾。關係與關心，連結著用餐街道的清潔，生長出自發性的行動，沒有洩憤或自暴自棄地混亂；CW的精神領袖 Dorothy Day與Peter Maurin的哲學：我們的目標是創造一個人善易達的社會。我們無法預期明天能否繼續開放，住民或志工會不會感染生病，重複每一天的單調日常是我們的幸運也是壓力，偶爾街頭正向能量的發生是一種祝福。

進入五月，我們處在一個被食物淹沒的景象。紐約走過四月份對疫情的驚嚇後，恢復以消費來維持/重啟社會常態。大量的基金流入餐飲業，街友成為餐廳製作食物後主要的顧客；同時隨著活動的解禁，愈來愈多的團體與個人組織以遊民為對象的公益活動。午後的公園，一個街友的輪椅掛著兩大 袋的食物混雜著冷熱食品，另一位遊民身旁邊放著四、五個餐盒，公園隨處是各種塑膠餐盒的垃圾。CW過去以超市快過期食物為主要物資捐贈來源，此時連續一個禮拜收到希爾頓飯店的食物，日式蕎麥麵、泰式咖哩、烤羊肉炒飯、鱈魚燉飯...。解釋異國料理的味道雖然曾經是跟街友們有趣的互動，但令人難過的事實是：我們因為紐約“恢復社會正常“的過渡期而被過度餵食。與食物氾濫同步而來的是警察驅趕已經在第二大道上“定居“的街友— 為更多紐約人即將出門活動做好準備。

  最後，紐約作為一個建立在消費文化的城市現象反映在一位CW年長志工因肺炎疫情的病逝。他於三月底在醫院過世，居住的安養中心拒絕接受他的遺體，輾轉由CW聯繫葬儀社與醫院太平間接洽。因為CW付的錢不夠選擇服務項目，葬儀社不提供線上遺體探視與追思(天主教儀式正式向遺體致意)，也不能協商火化時間。五月中旬，葬儀社無預警地送來他的骨灰，匆忙中CW舉辦非正式的追思聚會，居民匆忙地哀悼，紀念這位長年忍受病痛也堅持志工服務的朋友。在疫病與階級的社會距(隔)離，以及消費文化為核心的社會活動與關係中，生者與終者的時間鏈結斷裂，死亡不再有生命力對生者訴說，對生者的我們經驗到的是死亡的死亡。

為壽終談琴 ( From music into Silence) /林昭慧

        離開冬天進入2020年的新年（春天），我們慎重地學習最重要的生命課題—死亡：對生者的離別。covid-19的疫病席捲全球，防疫由“控制“的思維主導，一般個人的死別與生離經驗成為細微末節。在美國，臨終者與往生者的身體被管制，最後的送別者是死亡處理的職業人士，透過他們安排的線上科技，親友們準時上網見證。在西方的抗疫中，極致的資本主義專業分工取消了臨終者與生者的連結—共同面對生命學習的文化儀式。死亡不再有生命力，正向我們揭示科技社會的疫病發展出了死亡的死亡—生者的死亡。

2020年3月黃明川導演策展第三年嘉義國際藝術紀錄影展，主題「我創造我存在」，影展中出現了一部生死學討論的影片「為壽終談琴」，正好補足科學抗疫中被忽略不提的“進入死亡”的精神與社會意義。水交社非營利幼兒園林昭慧園長分享波斯詩人Rumi作為紀錄片的核心，死亡與愛的親密不可分開。

引用黃明川導演策展的用心：“所有無情的主義正橫掃這苦難大地，以文化藝術切入，來回應生命悲愁與社會困頓，是深擁超越思維的遠眺，而非慣性的直接碰撞。藝術紀錄影展有極限嗎？我們正叩開一扇扇通往創造未來的大門。” 當科技抗疫關上一扇又一扇的大門，音樂與各種形式藝術以他們的創造力留下希望，一種對生命的敬重與愛。也如同Rumi 蘆荻離根後依然以生命力傳響音樂，苦澀與甘甜同時地傳唱。

為壽終談琴 ( From music into Silence)

林昭慧

水交社非營利幼兒園園長

「為壽終談琴」紀錄片感動了我的靈魂，它生動地描繪了臨終照顧樂者彼得·羅伯茨（Peter Roberts）的生活和故事。

       彼得·羅伯茨（Peter Roberts）原擔任家族事業的家具推銷員，在一次機緣下接觸了13世紀的波斯詩人賈拉·阿登·穆罕默德·魯米（Jalālad-DīnMuhammadRūmī，或簡稱為“魯米”）的作品-「蘆笛之歌」而心裡深受悸動，此部紀錄片也以這首詩的詩句貫穿其中，蘆笛之歌是分離之歌，是思念之歌，是渴望之歌，是愛之歌，也是靈魂與神聖摯愛分離而感到憂傷的象徵。

聆聽蘆笛的歌聲，它在哀嘆分離之苦: 

自從我被從蘆葦地裏收割，我的悲歌總讓人們流淚，

我找尋因分離而心碎的人兒，因為只有他們才懂得渴望之苦，

每一個背井離鄉的人都在盼望回家的那一刻，

在每一次聚會，無論人們是悲是喜我總在悲傷哭泣，

每個人對樂曲的理解各不相同，但無人探尋過我內心的秘密，

我的秘密只能在我的悲傷中找到—— 眼睛和耳朵的尋找都是徒勞……

蘆笛的歌聲不是來自風，而是來自火，缺少了這火焰，人生又有何用？

這就是愛的火焰，將音樂注入蘆笛；這就是愛的酵母，讓烈酒變得甜蜜，

蘆笛的歌聲撫慰失去愛的苦痛；蘆笛的歌聲揭開遮閉心靈的面紗，

還有什麽毒藥能像它一樣苦澀？還有什麽蜜糖能像它一樣甘甜？

聆聽這蘆笛之歌

~ 魯米：蘆笛之歌 （Rumi: The Song of the Reed)

當彼得·羅伯茨（Peter Roberts）看到了美國蒙大拿州音樂安寧的專業培訓的廣告之後，已48歲的他心裡備感交戰，心裡的悸動促使他帶著妻子和兩個女兒移居美國兩年半，也至此改變了他的生活。在過去的23年中，彼得·羅伯茨（Peter Roberts）擔任澳大利亞最不尋常的工作，他是唯一的一位為臨終逝者演奏豎琴的澳大利亞音樂家。他無私的音樂天賦將光明與愛帶入了最黑暗的時刻，他幫助人們死於和平，為人們提供和平與安寧的故事。

羅伯茨的旅程不止於此，他和法爾希德˙克盧傑（Farshid Akhlaghi）在拍攝期間一起前往現代的土耳其，追尋影響他深遠的伊朗詩人魯米的遺跡。在這趟拍攝旅程，被拍攝者與導演都進行了深切的精神之旅。

這部攝影作品和音樂的使用以及剪輯都非常出色。從音樂到寂靜，每天，我們都會朝著終點走近一天，無論我們是誰，也無論我們相信什麼。同時在人類已知的歷史經驗中，音樂的治愈能力一直是奇蹟的源泉，音樂是一種影響心律，呼吸質量和身體疼痛的非侵入性方法，對一個即將走入終點的人都會很榮幸能有一個像彼得·羅伯茨（Peter Roberts）這樣的人來帶領進入人生終點。

美國寓言—紐約街頭/ 袁志君

 美國寓言—紐約街頭/ 袁志君

Butler書撒種的比喻，是一部美國寓言/未來小說。故事的少女蘿生活在一個圍牆的基督徒社區，他們不輕易到社區外活動，即使有需要採購或是造訪其他社區而必須穿越街道，也需要慎之又慎地擬定自我保護計畫。社區的團體活動是射擊練習，因為圍牆內的世界會被突擊，居民要學會用槍保護自己。蘿跟他的弟弟出生的時候，他們的世界已經圍牆林立，所以他們對圍牆外的世界所知甚少，他們知道的是街廓那些沒有社區的人（我們暫時用游離者代稱），總在暗處偷窺圍牆社區，找到機會就是偷竊與縱火洩憤。

有圍牆的社區最初還可以維持文明的信仰，人們試著自給與互助的生活，對內維持著某一種良善的火種，但所謂的社區實踐卻是不斷向內緊鎖與排外的會員制形式，他們的閉鎖導致自己愈加地被恐懼宰制。終於有一天社區被瓦解了，蘿加入其他有同樣遭遇的陌生人徒步走在高速公路上，前進傳說中安全與和平的北方（加拿大成為一種想像的傳說）。Butler這一本小說辯論什麼是社區，還有社區的死亡與重生。

我在天主教工人運動組織紐約的住所生活了6個月，服務街上的遊民與吸毒者。工人運動組織的建築物在紐約的精華區曼哈頓，但刻意經營成為都市與游離者之間的夾縫區。在這個邊緣之地，我有一些新的學習課題，讓我常回顧 Butler對未來的描述。

天主教工人運動組織位在曼哈頓下城區，工作者熟悉附近的游離者，但是特殊的工作方法使他們同時也收下街頭的威脅文化。隨時對外敞開的大門，工作人員以自己的身體梳理街頭關係的界線，形成他們將自己放在街頭文化中，而必須經常面對口語與肢體威脅。雖然他們面對暴力的自信建立在對街頭人物與關係的了解，但我還不能習慣這種立身於危險邊緣的生活方式。即便我相信打開大門的社會運動，但是我也意識到Butler小說中的圍牆社區是一種誘惑：寧願不要面對一個可能倒在洗手間的吸毒者，不要擔心自己可能下一刻被打；也許將門關起來也是一種選擇，將不喜歡或是可能危險的人關在門外，在圍牆裡面過另一種生活。

這種將自己擺放在現代化都市的邊緣作法，創辦者與跟隨者設立了一個非常困難的挑戰。我懷疑這種應用基督教神學中共同生活的社區運動，是否能在21世紀繼續存在，尤其當街頭現象是一種集體創傷者的反撲，人與世界之間沒有信任卻有高度的欲望運作。我想到小說中蘿與其他人在高速公路上往夢想之地前進，人之間避免互動以防止欲望的驅動，結果疏離成為一種彼此最好的保護。真實的紐約街頭也是如此，街頭現實與社區價值是互相對立與矛盾，工作人員如何忍受或包容矛盾的存在。

目前跟我一起工作的資深夥伴在60-70歲，他們站在最前線已經有20年。他們對我的訓練是找到自己跟游離者互動的關係，建立自己做為曼哈頓下城區一員的文化。但我付出的代價就是走入種族與性別的歧視或是騷擾與威脅，讓我糾結與反思資本主義涵養出的街頭脈絡。困難常使我值班的時候閃過念頭：“假裝聽不見敲門聲吧。” 然而，反對的聲音來自認清自以為安全的假象，我讓自己即使在最不願意的時候，也還是要有力量地為別人開門—為了改變，或是一個機會。

我在紐約試著實驗什麼是以開放社區（沒有圍牆/邊界）面對世界的問題，剛好呼應育合春基金會今天5月投入的國際難民與全球兩極化社會與經濟發展；世界的生態與人為災難沒有圍牆，回顧2019年，我們靜下心來思考自己面對此刻與下一秒鐘世界的疏離：加入蘿與其他世界公民的未來之旅，我們有的是哪一種面對社會現狀的信念，懷著何種未來世界的想像，還有將帶給蘿那一種希望的種子。2019年的伊拉克基督徒不慶祝代表希望與和平的聖誕節，而在台灣的我們會選擇如何紀念2019與邁入2020呢。

一個人新疆旅行的短札/ 郭明旭

 一個人新疆旅行的短札/ 郭明旭

 

      去年(2018) 藉著去北京的機會，一個人獨自去新疆22天，在這個台灣45倍大的地域行走，就我緩慢的旅行習慣，其實也只走訪了5個城鎮，從一開始受北疆壯麗的風景所吸引，到後來沿路聽聞不同旅伴對於南疆人文的分享，我的旅程從吐魯番經烏魯木齊抵達北疆的可可托海鎮後，折返往南疆的喀什前進，回程時在阿克蘇停留，然後就回到北京。一個人旅行的愜意，就是可以隨意地調整行程。

       有句簡單描述新疆地形的順口溜是「三山夾兩盆地」，自北向南依次是阿爾泰山，準噶爾盆地，天山，塔里木盆地，崑崙山，通常天山以北稱為北疆，以南稱為南疆。在中國有個說法就是，「北疆看風景，南疆看風情」，也就是走進北疆，你會遇見寬闊的草原、童話般的花海、壯麗的溪流縱谷，而南疆，則是民族氣息濃厚的古城、廣闊的大漠風光和塞上風情。

       喀什是南疆的第一大城，也是中國西北部的一座古城，自古就是中國與西方政治、經濟、文化上交流的要塞，因此有絲路明珠之美譽。由於四周環繞著塔克拉瑪干沙漠、崑崙山、帕米爾高原、天山，形成獨特的戈壁、沙漠、綠洲、高原、森林等多樣的景觀。住民是以維吾爾族為主體的多民族聚居，尤其喀什老城。

       黃土民居是喀什老城的一大特色，有些老宅住房已有上百年的歷史，二層樓的土木建築縱橫交錯，交疊成迷宮式的巷弄，五顏六色的門扇外表裝飾著各式的幾何圖形，再搭配色彩鮮豔繽紛的門簾，與粗曠的黃土牆搭配出和諧的對比，充滿著伊斯蘭風情。

       在喀什老城停歇的日子，我很喜歡漫步於錯綜複雜的街廓中，巷弄中奔跑的小孩面對陌生人毫無戒心，很快就能打成一片，燦爛的笑容總讓人心裏感到甜滋滋。買個饢或羊肉串，幾顆無花果，隨處而坐，邊吃邊欣賞著城區中熙熙攘攘輪廓鮮明，戴著各式顏色、條紋圖案的小方帽子或頭巾，穿著亮麗服飾的維吾爾族男女，那份濃厚的異國風情，給人有種身處中東國度的幻覺。

       此次旅行，我主要是運用公車和火車在不同的城鎮間移動，由於地域廣大，所以一上車大約都需8小時以上才能抵達目的地。最長的一段路程是從烏魯木齊到喀什，就在火車上待了20個小時，這樣長時間的移動對於在台灣生活的我而言，確實是滿深刻的體驗。

       長時間在火車上，找人聊天成了我這趟旅行很大的樂趣，尤其臥鋪外的長廊，總是坐滿著來自新疆各地或不同省份的旅客，只要願意打個招呼或點個頭，大部分的人都會願意聊上幾句，這是收集旅遊訊息的好管道，同時透過跟當地人聊天也可更深入瞭解新疆的風俗民情與社會的現狀。搭火車還有一個好處就是不用像公車一樣，一段路程就會需下車接受安檢，有時還需把行李扛去檢查，這總讓我有點煩躁。

 目前中國以安全之名，全面施行「實名認證制」，增添了外國遊客購買車票或辦理手機上有許多不便。這樣的管控在新疆更是縝密，各地火車站有著層層嚴密的安檢措施，許多公共場所進出都設有安檢管制，也常可看到公安或武警在街上四處巡邏，或者隨時被啟動的防爆聯防演練。

有些安檢措施甚至只是針對維族人，例如，住在喀什老城的維族居民，當外出要回到自己民居時，則需要經過安檢哨的檢查，才能進入，但漢人或外國觀光客卻可自由進出老城，這根本就是種族迫害。

   從北京到烏魯木齊的火車上，曾有兩個中國人告誡我，一個人前往新疆相當危險，那邊時常有暴動，尤其，南疆是維族人的大本營更危險，最好不要去。事實上，旅行的過程，我時常感受到的是新疆人的真摯、熱情和良善。反倒是，這些以安全之名行管控之實的日常，才是最讓我感到不安、恐懼之處。

   當我跟旅途路上認識的旅伴聊到這些嚴密的管控手段時，我滿訝異，民族情結在這個議題上有如此深化的影響。多數的漢人遊客都認為，這不是人權問題，這些管控讓新疆安全許多，有其必要性。連新疆的漢人都是如此認同，他們直指維族人的暴動，連累了整體新疆人被當作暴民，使得很多人把新疆視為危險之地。

   一次偶然的機會，與一位剛從再教育營被釋放的維族青年深聊，我才能逐漸理解到新疆民族的複雜性。她認為，對於維族人，這片土地自古就是中亞和西亞突厥民族的東邊門戶，歷史上稱為東突厥斯坦。維吾爾族人原本就是這片土地的主要民族，從以前就生活在這裡，這裡就是他們的故鄉，怎麼會是新的疆土？新疆的稱呼正好是反映了中國掠奪、殖民維族人的事實。

   她也提到，1950年代中共為了鞏固在新疆的政權，成立生產建設兵團，大量引進解放軍進入屯墾戍邊，當時移入了大量的漢人，大大改變了新疆的人口結構，且削弱維吾爾族人作為新疆主體民族的地位。近十幾年來，新疆經濟發展權和發展成果大多掌控在漢人手上，更讓維族人備受威脅而有強烈的危機意識。

   我在烏魯木齊往喀什火車上，認識的阿瑟，其祖父輩就是當時來新疆屯墾戍邊的解放軍，從此世代定居於此。回程，我去了阿克蘇找阿瑟，她相當熱情的款待我，不僅幫我找到落腳處，還開車帶我四處參觀，第一天就讓我見識到阿克蘇周末巴札(市集)的喧囂、熱鬧，沒有了烏魯木齊大巴札那份觀光商業氣息顯得活力十足。

   後兩天阿瑟帶著我上山入沙漠，她邊開著車邊跟我介紹身旁經過的這一綠間帶，是阿克蘇人為了減少風沙的危害，20年間連續不間斷植樹的柯柯牙綠化工程，植樹面積已達5萬畝，是世界著名的生態綠化工程。從阿克蘇前往阿拉爾的道路旁，遼闊的棉花田連續幾十公里，站在棉花田中，一眼望不到邊際，九月正值棉花開花的季節，所以棉田中到處可見淺黃色的花朵。走進世界第二大流動沙漠，塔克拉瑪干沙漠，一睹壯麗的綿延沙丘，體驗正午時分赤腳漫步在沙丘的炙熱感，以及感受移動在沙漠公路上的漫無邊際。

   隨著窗外的景色從荒蕪的沙地，變成毫無邊際的棉花田與稻田，眼前的景觀再度回到了現代化的城鎮。雖然還不餓，阿瑟堅持帶我去品嘗新疆美食曲曲兒(羊肉餛飩)和椒麻雞再送我去火車站，離開時，還幫我準備了一袋的食物，作為我未來三天火車行程上的乾糧。我的新疆旅程，也就在此刻畫下溫馨的句點。

全球化移動人民論壇2019

    2018年育合春基金會舉辦了六場線上論壇，探討全球化下人的移動現象，邀請到多元的講員，剛果共和國到希臘的難民申請者，台灣到澳洲打工度假的年輕人，東南亞漁工工會，歐洲難民議題的行動觀察家。相關的紀錄內容可在育合春網站上查詢。

    今年來自加拿大與法國的行動觀察家朋友將拜訪台灣，他們將會以三個禮拜的時間認識台灣，與台灣的教育工作者、社區工作者，社會大眾進一步面對面。再此感謝台灣參與促成交流的團隊與個人，均一高中劉政暉老師，嘉南醫藥大學藍美雅老師，東海大學社工畢業新鮮人何敏瑜，島嶼集體記憶計畫，左轉有書/慕哲咖啡，邸台東共同工作空間，鹽旅社，與文化部社會行動論壇計畫指導委員團隊。

    Siana，在義大利接受藝術教育的法國青年畫家。他在希臘Lesbos島做援助工作，並透過肖像畫聆聽難民的故事。他將畫在紙上的肖像作品送給難民，然後用海邊船隻殘骸做成木頭的肖像畫。他的台灣行將帶來10件木頭肖像畫作與攝影影像等，傳遞難民與Lesbos當地居民移動中的故事。另外Siana將會與台灣島嶼集體記憶計畫團隊合作畫像化工作坊，讓移動的故事傳連成為群體的故事。

    Salim 加拿大哲學與歐洲研究碩士班學生，他有數年投入陪同難民運動，觀察歐洲政治與政策變化。他將由台灣高中教師團體安排到台東-台北-高雄校園演講全球化現象：生態難民、政治疆界，與社區凝聚力等主題，另外也會與社區工作者對談 “廢棄社會vs社區凝聚力”。Salim在與台灣夥伴的通信中推薦了Landscapes of abandonment，廢棄的意義繁衍不單從集體社會的角度，對西方近代發展而言，他來自個人被解放與自由，同時也被疏離與孤立的內涵；他也與思想啟蒙，資本主義經濟，國家制度崛起，販賣奴隸與兒童制度，殖民主義政治，這些我們可能熟悉的西方社會元素習習相連。

Siana，世界移動人民影像展

5/18-5/22 左轉有書/慕哲咖啡（北市紹興北街3號，近善導寺站）

5/25-5/28 邸台東共同工作空間（台東市中興路二段191號，糖廠）

5/31-6/05 鹽旅社13樓（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58號，近鹽埕埔站）

Salim，演講活動

5/25 上午，台東邸台東   「人人都可能是生態難民」

Redefine home: every life is the subject of climate changes

5/26 下午，台北西松高中「難民現象-歐洲的危機與轉機」

Redefine borders: Europe’s crises and transformation

6/1 下午，高雄鹽旅社      「廢棄社會：責無旁貸的社區凝聚力」

new vision for community cohesion: dialogue with advocates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除了國際朋友的分享外，台灣團體也推出全球化移動人民現象的不同主題活動：

5/25 下午，台東均一高中師生於台東糖廠舉辦兩場的「難民旅程-擬真體驗活動」

5/26 上午，台北西松高中將舉辦認識難民危機與人權倡議的師生共話

5/26 全天，島嶼集體記憶計畫台東座談與肖像畫工作坊（藍曬圖製作）

5/31 晚上，育合春基金會與南方影像協會，移動人生：影像記錄工作者對話

6/01 全天，藍美雅與社區夥伴，高雄社區與教育工作者對社會永續發展的共同對話

6/02 全天，島嶼集體記憶計畫高雄座談與肖像畫工作坊（藍曬圖製作）

歡迎育合春的朋友參與自5月起的相關活動，與國內外的朋友見面，讓我們聽見你的聲音。

～ 活動策劃夥伴推薦閱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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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界上的漂流者，出版：法律扶助基金會、台灣人權促進會為現代化的報廢物，作者：齊格蒙．包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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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紀錄] 全球化現象講座5：人權或反壓迫-省思人民移動的困境與機會

全球化現象講座：移動的人民 
人權或反壓迫-省思人民移動的困境與機會

活動紀錄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育合春教育基金會

日期/2018.6.8（五）下午19:00-21:30

地點/百達文教中心（台南市東區勝利路85號）

主講人：袁志君（育合春教育基金會董事）

主持人：王淑英博士（育合春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語言：中文

翻開歐洲的地圖找到希臘，希臘是東歐唯一的申根國家，同時希臘跟土耳其很接近，希臘就變成難民移動很理想的位置，歐洲為了阻止難民進入歐洲的陸地，大量在希臘小島設難民營，在歐洲大陸設置圍牆。希臘整個被歐盟孤立，使歐洲，特別是西歐不會受到難民潮的衝擊。歐洲難民政策孤立了希臘人跟難民，造成希臘人既要照顧難民，同時又關係緊張的問題。

Lesbos島與土耳其之間最近的距離是5-10公里，是一個非常容易進入的島嶼，只要難民能夠進到兩國間愛情海的中線，基本上就是成功抵達歐洲。然而這個小島已有一萬多名難民住在市中心附近，但市中心的人口數大約是二萬七千人左右（全島人口總數約86,000人），可以預想地理與資源的限制，人口變化等讓當地居民可能產生的感受。這個島除了難民外，也有非常多的NGO。2016年有一份資料顯示，市中心有81個NGO組織在這裡，非常龐大的國際志工、國際組織工作者在這個島嶼活動。

Lesbos有二個官方的難民營，Moria今年五月已經突破了7000人，還在持續增加中。現在進入到比較溫暖的季節，初估一個月可以讓Moria從7000躍升成8000人。然而Moria只是一個能收容2000-3000人左右的空間，目前已經過於擁擠。另一個難民營叫Calatepe，主要是安置有家庭與小孩的難民，收容人數約1500人左右。其他難民可以使用的空間還有一個非政府組織的難民營叫Pikpa，還有UNHCR也會租用公寓跟旅館安置難民。

    我2018年利用3個月的時間在Lesbos工作，主要接觸一個非營利組織的難民營Pikpa，觀察一個官方委託非營利管理的難民營Moria，還有參與市中心廣場Sappho Square的各種抗議活動。我的分享主要來自我在這三個空間的互動。

Pikpa是一個國際與希臘志工合作並在希臘立案的組織，強調給難民人權與尊嚴。內部環境有居民住的小木屋、二手衣物站、診所（藥品存放）、志工廚房，行政辦公室。他的行政中心是在邊緣的位置，居民的住所在營區的中心，這種行政邊緣的位置似乎隱藏了管理者的存在感，將中心位置交給居民，象徵著這是一個以難民為中心環境。但是外國管理者(國際職員與志工)是不能被忽略的核心主角 。

為什麼國際人士是營運這個社區的核心？因為所有的居民都是短暫住在這裡，營區的環境建置或規則都是由這些國際職員志工制定，難民是一個學習者與短期過客。團隊希望難民能產生”居民”的意識，但居民是一種的政治參與。儘管整個營區像圖畫一樣漂亮，卻是善心人士捐款與勞力付出為難民打造的伊甸園，不是難民的家園，最終兩者卡在難民如何善盡責任的問題與解決問題。國際團隊並沒有清楚看見自己的定位與權力的使用，這使得殖民主義的關係容易被複製，以”管理”迴避衝突，”居民”面對善心的國際援助人士經常沈默或者不知道如何直述他們的想法。

另一個難民營Moria，是一個官方委由非營利經營的難民營。難民營中心有三個部份，歐洲難民服務中心(EASO)，廚房，還有被雙重柵欄隔離的家庭區(含非營利組織辦公區)。其餘的空間分布著單身者的帳篷。難民聚集最多人的據點是EASO跟廚房，國際組織職員與志工最多的地方是家庭區。

EASO職員代表歐盟處理難民面談，難民被訪談後會得到一個印章，黑色或藍色表示可以離開小島到雅典等候聯合國與歐盟的安排。紅色印章代表初步拒絕，但有第二次約談覆審的機會，此時難民最好花錢找律師協助。廚房每天供應6000-8000人的份量，難民平均要等2-3小時排隊領取一份食物。第三個中心是家庭區，雖然大部份的家庭會住在Calatepes難民營，但是Moria也設置一個小的家庭區給婦女與兒童，還有負責管理的非營利組織與他們的志工。這個地方是重點保護區，很多西方志工(大多來自美國)在裡面跟難民小孩玩，或是中東婦女喝茶聊天。難民表示這個管理的非營利組織並不關心難民，他們只在意能不能讓難民星期天去教堂。

家庭區鐵絲網外的帳篷住著單身者，他們都是被國際組織放生的人，基本上沒有什麼服務供給他們。但是在這些區域，每隔五十公尺就會有一個咖啡店，難民放一張桌子，快煮壺加上即溶咖啡或茶包就做起小生意。這種咖啡店是中東風格，人群會聚集在這種小店喝茶/咖啡，與交換消息。也有難民搭一個小棚子加上椅子，收五歐元幫難民理髮。有些被放生的單身者慢慢形成小團體，一起共食、一起運動，互相保護；有些難民已經拿到藍色印章，但約定要跟著團體一起到雅典。這些桌、椅，小平台的運動場，小灶台…都是難民被邊緣化後生出的正向能量。但這個難民營也有很多負能量，每天都有打架、恐慌症、性侵害，男性女性皆有。

在這個難民營中，西非洲的難民最有組織與行動的意識，他們的組織經常協助難民環境、幫忙洗廁所、清理垃圾…等。他們舉行抗議活動。非洲人被希臘警察視為眼中釘，他們曾經被警告有一天會被處理掉。在2017年7月當國際特赦組織拜訪Moria，非洲人發動一個和平抗議活動，要求改善Moria的生活狀況。幾個小時後希臘警察突襲了非洲難民的區域並任意逮捕了35人（簡稱Moria 35案件）。

比較Pikpa與Moria的難民，Pikpa居民陷在人道援助管理者的糾結關係中，Moria的難民則清楚自助，選擇反抗西方難民營體制，而且更聚集能量。另一個例子發生在2018年4月份的阿富汗難民抗議。4月17日這一群阿富汗的難民約100多人步行2公里到市中心廣場開始他們的抗議活動，他們的訴求是關閉難民營，開放島嶼，釋放難民自由。他們忍受白天日曬的高溫，與夜晚的海上強風，佔領廣場直到4月22日星期天晚上，他們遭遇法西斯團體的暴力攻擊。

4月22日星期日晚上8點左右，希臘法西斯組織從雅典搭船到Lesbos島攻擊廣場上抗議的阿富汗難民。阿富汗年輕人手握手形成二個很大的圓圈，將長輩、婦女，與小孩保護在中間。法西斯的成員叫囂著燒死他們，從四面八方丟酒瓶、石塊，還有燃燒彈。晚上12點以後法西斯的人更是分組進到巷道中攻擊救護車，充當臨時醫療站的咖啡館，還有援助難民的希臘人。廣場與街頭的暴力一直持續到星期一早上4點，法西斯的人散去，希臘警察強制逮捕廣場上的120名阿富汗難民(男、女，受傷者都有)，當天沒有任何法西斯成員被逮捕。星期二中午，120名難民加上2名希臘支持者被三項罪名起訴，反動、反抗，與佔據公共區域。

這個事件之後，有國際組織的工作人員與志工質疑阿富汗團體的行動，他們認為這個團體將婦女跟兒童當成盾牌，特別是當法西斯攻擊時，有許多國際志工向領導者交涉，他們希望帶走婦女跟兒童，但是這個阿富汗團體的領導人拒絕，他表示團體的成員已經做出決定要在一起。

附帶一提，這個阿富汗團體許多年輕成員來自阿富汗山區塔吉克部落，他們是阿富汗境內唯一對抗蘇聯與之後塔利班的武裝團體(1979-2001)，成功保護他們的故鄉不曾受塔利班管轄。這些成員似乎帶著部落長輩的影子，對於佔領廣場表現出堅忍與執著。在廣場上的阿富汗青年為了保護在中間的成員，他們選擇非暴力反抗；每當有年輕人壓抑不住怒氣要衝出去的時候，馬上會有2-3個人壓制與平撫失控的成員；這使得他們的團體沒有潰散，清晨4點仍然站立在廣場上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一個原因或許就是一些受傷包扎過的人，仍然選擇回到廣場與團體在一起。這個團體的成員在對抗危機中產出策略，但更有執行策略的勇氣。

我在阿富汗抗議運動的其間做紀錄與報導的工作，最開始我希望幫這個團體留下他們運動的紀錄，運動之中我新期待國際人權團體看見第三世界人民的運動是什麼樣子，運動的原因、團體的文化、凝聚方式、行動想法…。當我所處的國際援助者圈子用人權分析這個阿富汗團體，藉此控訴中東父權文化，我希望“國際援助者”能忠實回顧運動中各種出現的語言。

我們只能用一個角度看這個團體嗎？當我們看到一個西方警察制度暴力下被消失的非洲行動，阿富汗團體站出來抗爭這個白人警察暴力體制（國際人權倡議者對Moria 35的發言），但最後我們想要工作的對象只有婦女與兒童的時候，國際人權工作者想要合作的第三世界人民在哪裡？我看到的是不斷地拒絕，再拒絕。第三世界受壓迫者的反壓迫行動，似乎沒有辦法跟國際的人權團體站在一起合作，但並不是他們不能看見西方定義的人權樣貌，而是國際援助者逃避第三世界人民眼中的世界。當我們還在用白人的思考來保護中東婦女與兒童之時，中東的婦女已經表示他們不可能倖免於白人世界的暴力。

難民每一天一刻的生活都是壓迫與反壓迫的小行動，他們也不能避免與當代西方架構的人權價值衝突，但這個衝突不是沒有意義的。田野的人權工作者，我們也許透過田野民族志或文化描述的觀察，反思我們的白人價值，進一步以行動創造與難民運動合作的空間，讓難民可以在反壓迫中不斷地跟環境產生互動：他們的思考跟行動不被拒絕，他們是不斷地練習、學習與成長；同時間，我們也是。以上是我簡單從三個不同難民空間與互動的學習：反壓迫是什麼？是誰？在哪裡？

圖片：

4月19日，Lesbos市長與警察到廣場驅離難民，理由是清洗公共場所。阿富汗人將衣服脫下來，集體用他們的衣服掃地。最後市長退讓，同意難民清掃後回到廣場。市政府用水車清洗廣場後離開。

4月20日晚上，夜晚港口風很大很冷，阿富汗抗議者包著毛毯祈禱，為他們在18日在醫院過世的同胞念可蘭經。

 

4月21日，有一位希臘人每天都會到這個廣場，買零食、食物給小朋友，有一個希臘女士蒐集了很多襪子給難民。

4月22日，法西斯人攻擊的夜晚，中間的婦女不斷地在安撫小孩，有小孩因為攻擊而害怕大哭，但每個人很努力不讓恐懼升高。

[活動紀錄] 全球化現象講座4：難民肖像畫

全球化現象講座：移動的人民 
移動的人生點滴-難民肖像畫

活動紀錄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育合春教育基金會

日期/2018.5.26（六）上午9:00-12:00

地點/高雄市教保人員職業工會之草衙育兒資源中心（高雄市前鎮區同安路120號）

主講人：Siana（法國藝術家）

主持人：王淑英博士（育合春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翻譯者：林深靖 老師（新國際）

語言：法文-中文

Siana背景介紹：

    Siana是名法國藝術家，在義大利念藝術與生活。2016年到Lesvos擔任志工，最初在Lesvos北部的登陸點做援助工作，協助難民登陸與照顧（法律定義為協助難民偷渡），後來到了Moria Camp（官方難民營）。

    Siana運用了專長，拾起發生船難的碎片將難民的肖像畫在上面，過程中也聆聽難民的故事。Siana希望能在世界的島嶼展出這些故事，認為島嶼的人最能理解移的人生。

同時Siana也是行動觀察家，不只是傾聽難民故事，也看到希臘的漁夫及當地人怎麼面對難民潮。曾說過當地的漁夫並不是在釣魚，而是在做海上救援，很多生活在Lesvos居民也是很辛苦，但他們仍願意用自己的力量去幫助生活在困境中的難民。

【Siana blog  https://atthegatesofeurope.wordpress.com/】

活動紀錄：

本場次分享的時間正是希臘的凌晨四點，Siana表示幾小時之前難民營發生了他從未見過的暴力，接近相互殘殺的狀況，有一些家庭的婦女、小孩都受到了傷害。夜間有一些家庭，大約100多人離開難民營住到市區的公園，但警察卻強迫他們必須回到混亂尚未平息的難民營裡，目前開始有NGO的工作者安排他們到較安全的地方過夜。

Siana簡單分享當晚的意外事件後，開始跟大家分享他的故事，以下是Siana的分享摘要：

我是2016年到難民營，目前有二年多的時間，到這裡其實心裡蠻挫折，基本上每天都在面對這麼真實發生在面前的悲慘故事，另一方面則看到歐盟的政策是令人多麼失望。實際在Lesvos 一個只有八萬人的小島，要接納近一萬人的難民，地方政府也無法處理這麼龐大的難民潮，所以悲劇、暴力事件、生活沒尊嚴…等惡劣條件變成必然。我覺得歐盟的責任應該要有一個合理的政策來正視難民的問題，不應該將難民的問題丟在希臘這個小島。於是我想用畫畫、創作…等方式讓政客、高層知道他們必須承擔的責任，也讓世界的人可以知道難民真正的處境。

剛到的時候也在思考用什麼方法幫助難民，因為我本身是個畫家，所以用最擅長的方式，一開始是畫在紙上，畫難民的生活狀況。進一步到海邊，因為海上常發生船難，便想說到海邊撿拾船的碎片（船板），開始做難民有關的畫作。除了畫畫之外，也試著多跟難民溝通、對話，也可以了解他們的生活、家鄉、城市等故事。一個半月前有名難民寫了一段文字，我把他紀錄下來，內容是…

我與孩子來到這邊已經二年，孩子沒辦法受到教育，生活是這麼的艱苦，沒辦法知道未來在哪裡，小孩的未來在哪裡，在這麼生活艱困的條件之下，還是希望能堅持下去，為了小孩我必須要堅強。

我來到這裡純粹就是為了我的小孩，沒想到來到這裡被關在這個地方，不知道出口在哪裡。但我還是得來；雖然是非人道的生活，酸人很多人在土耳其就遭受虐待，雖然要經過危險的海洋來到陸地。

移民看似給生命新的機會，對於難民而言卻是一路上充滿險惡未知的意外、生活上的種種約束。我希望所做的小小的事，能化成力量去支持難民撐下去，甚至微薄希望他們能夠願意看見明天的太陽。

志君：我在希臘這段時間，知道大的暴力平均二-三天發生，昨天這一個衝突應該是非常的嚴重。常常也會發生整個營區關起來的問題，所有工作人員撤退，警察處理暴力衝突方式就是用催淚瓦斯把聚集的人群疏散，動用到催淚瓦斯大約都是一個月會有幾次。到晚上很多人都會很恐慌，曾經有一群人失控到進到夜間門診亂砸東西。所以剛剛有提到很多難民無法接受這些體制上的暴力，所以把這些暴力轉移到身邊人的身上，很多暴力的事件、自殺的案件，每天大家聽到都是今天誰又失控、誰又自殺，每個晚上都有強暴案包含男女的強暴都有，我有一位急診室的朋友跟我說，每天晚上都在處理強暴案。我覺得我們應該要怎麼去理解這些衝突，即便是族群的衝突還是表現在傷害自己的方式，因為他們沒有辦法去對抗歐洲這樣的體制，所以把這些暴力轉移到同是難民身上、女人、小孩或家人、甚至自己。

淑英：這些志工或者想幫忙的人、機構有跟歐盟有對話嗎？

Siana ：我們是不斷的向外界訴說這些事情，歐盟包括希臘政府、法國政府都知道這些狀況，問題是整個歐盟的創建、組合都是為了經濟而組成，裡頭只有一些經濟的規定、法則，沒有人道的考量。其實歐盟這些官員並不是不知道這麼嚴重的人道危機的狀況，實際上也沒有太大的作為。

深靖：剛有聽志君提到你想到台灣辦展覽，進一步跟大家分享經驗，希望如果能來的話能夠觸動這些政治人物。

Siana ：歐盟常在講人權的問題，對難民營現況而言是最大的嘲諷。剛所提觸動政治人物，我並沒有這麼樂觀，每個家庭都希望安全的問題被保障，但歐盟政治人物根本是不關注這些問題，對於人民最基本的安全他們並不在乎，也不會是歐盟考慮之內。

美雅：Siana你已經有到義大利展覽，那當地人看了想法跟後續的行動？

Siana ：在法國及義大利都做過展覽，來看的觀眾都相當震驚。在義大利反應比較大，因為義大利掌握難民的狀況比較切實。法國在政治上刻意阻斷有關難民的訊息；但即使如此，仍然來了許多來觀眾受到觸動，有些給予難民物資上的資源，甚至有些人投入難民營的工作。主要想分享是讓人民知道難民的生活，我也會追蹤難民生活的過程，有些是成功離開難民營到雅典，甚至巴黎。我跟一位難民在巴黎相會，看到他們生命有好的轉變我很替他門開心。

明旭：從剛的分享到現在都有聽到當地居民，難民或難民營出現攻擊的時候，這種攻擊例如是來自種族歧視呢？還是擔憂難民帶來治安的問題？刻意對難民做出攻擊，舉例台灣對於東南亞移民過來或者移工，會認為是治安的死角、偏見進而產生攻擊，當地人對於攻擊的原因大部份是什麼？

Siana ：Lesvos的居民非常知道難民營的狀況，島上居民對於難民是友善，甚至漁民也會幫助這些難民，例如遇到船難或者海上發生困難，漁民都會主動協助，因為居民也看見了這些苦難就在他們的身邊。曾經發生希臘人攻擊難民，並不是島上的居民，是來自雅典的極右派，那時候志君也在現場。

明旭：我曾看過一部歐盟在處理難民的紀錄片，片子裡可看見他們是相當有SOP，譬如說，他其實是有一定的規律，怎麼設立、多少人多少平方公尺…，相對也是如此的訓練志工，看起來好像SOP，但好像沒有什麼因地制宜概念。這部紀錄片也在質疑歐盟在處理難民的議題，有點像跟很多的財團掛勾，裡頭有提到有一個難民營，附近有一個歐盟自己成立的超商，而這個超商所賣的價格是比外面的貴。剛在談的過程裡面，歐盟比較想處理經濟問題，歐盟在面對難民的議題是從經濟角度嗎？還是他是從哪個角度看待難民？我所提的經濟的角度，是去補充勞力不足的問題嗎？

Siana ：我認為歐盟是很少考慮人權的因素，甚至在歐盟裡面愈來愈多人，包含有錢人，都出現關閉邊界的聲音，不願意讓難民進入到歐盟國家裡面，想將整個邊界線被關閉。剛所提補充勞動力，這些年輕力壯的勞動者，政策上常常他們都是被壓榨的區塊，一般而言只要是工人都會有社會保險，而難民卻是沒有社會保險的，這些都還是少數幸運的人，很難對於歐盟的政策抱以希望。

淑英：很謝謝Siana，如果未來有任何東西我們都能把訊息傳出去。我們常關心美國、中國，東南亞現在比較多，因為我們的伙伴，我常覺得要看到世界才能做身邊的事，所以我也常常忍不住將世界的議題帶到大家的身邊。我在當地遇到的挫折看到這些事都好像不是那麼重要，也不是最急迫，因為人類在痛苦時候要先理解這些痛苦從哪裡來。我本來就很質疑歐盟，包含很多人對於聯合國都是寄予重大的期望，其實我更理解不是只有這些問題，這些問題都解決不了，是我們的想法，我們要什麼樣的未來。台灣也有很多做慈善團體，他們比較沒有涉及根本問題，多為立即救援，你需要什麼我給你什麼，這樣的東西仍然有限。

我們需要做人民的聯合，人權不是只有男女問題、階級問題、統獨問題，所謂一切不對等的關係呈現，當有錢人更有錢，中間階層一直往下，我們更要看到這些問題。不要用一個角度去看一個生命，要用更寬廣的角度。難民營衝突不是因為麵包，而是制度存在的問題讓矛盾呈現：一個只能收2000人的難民營，卻收了8000人。我們應該來思考為何監獄裡會有這麼多的暴動，全世界的監獄是最不人道，最沒有意義，因為我們不想看到這些人，所以把他們關在那裡，讓他遠離。

921時我帶著學生去災區，那時就看到中產階級或知識份子很脆弱的地方，一到那裡大家的自我就起來了-我不能洗澡，我不能拿到東西，個人的東西就出來了。 當我們遇到災難時我們也會跟這些難民一樣。走到今天我一樣還是很反戰，不管戰爭的理由是什麼！一旦戰爭來的時候，平時很堅強的人也很難面對現實，何況那麼多的矛盾。

所以我都很希望台灣更開放，不是自由的開放，跑來跑去，玩來玩去，買來買去，而是人民心胸真正的開放，我們能看到世界的問題、人權的問題，真正的解放。

  

煒璿：我是國際家協的工作者，一直以來都是在做移民的運動，核心的問題也是制度。難民的議題很大的問題，包含大量人口湧入，接收國有沒有制度性的措施可以因應，另一個是剛所提歐盟是以利益為主，他其實有他的選票考量，對難民而言，因為沒有選票，所以他是可以被擱置，雖然他是可以補充當地的勞動力，

最近台灣也一直在討論要讓移工取得永久居留，下一步能不能取得政治權利，大家都吵的一塌糊塗，大家可能覺得很可怕，擔心素質怎麼樣，但關心該議題要去面對的是思考當難民或者移工湧入後會怎麼改變我們的政治結構及經濟結構。

志君：從今天Siana的分享，我自己的收穫是，人跟人需要直接的接觸，他在分享時候有提到島上居民因為看見難民的生活狀況，進而思考我是一名漁夫，一名小商人的生活狀況，我可以為難民做什麼，以在希臘Lesvos這樣的臨時收容難民而言，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互動跟接觸。也為什麼在4月17日有約近100多位難民離開難民營步行到市中心，在市中心紮營，而且他們說不會回去難民營，他們跟Lesvos的居民道歉，抱歉他們佔領這個公共區域，打擾大家的安寧，但是他們必須這樣子做。從Siana的分享我得到的收穫：怎麼讓這個互動發生，人不會被政府牽制，不會被制度侷限。剛煒璿所提的部份，我們回到台灣、跟移工，我們怎麼樣認識移工，怎麼認識我們生活周遭這些人，在我們不理解的情況下要怎麼討論政治性的問題？例如：可不可以給他們居留、政治權利、公民權利…之類。我們很多政治的狀態是，當我們委任了這些政治人物之後，我們失去了跟這些人接觸的能力，所以我想到也許回到我們工作領域上面，我們怎麼融入別人在我們的工作、生活，開始有理解、有共同的行動，也許遭遇一些問題，但可以共同參與解決。

深靖：剛Siana有是到在整個歐盟對於難民是愈來愈不友善，相對希臘還願意收納這些人，給予友善的幫助，其實跟整個社會的氣氛有關係，希臘是左翼聯盟（ΣYPIZA, SYRIZA）執政，對於難民的議題會友善一點。歐洲這幾年已經開始傾向右翼，尤其極右翼獲得的選票也愈來愈可觀，他們其實人數不多，但是聲量卻特別的大。

回到剛所提很多國家要關閉難民的議題現在都存在，我認為是全球的整個現象，尤其以美國為主導，特別是川普上任後一直強調美國優先，好像我們都跟著在台灣也喊台灣優先，川普一上任後也說要在美國跟墨西哥邊界築一道高牆，將來到美國尚未取得居留證者驅趕走。

歐洲目前也是有許多運動，失業者（沒有工作的）、無住屋者（沒有房屋遮蔽的人）、無正證者（沒有居留權）。歐洲會有這麼多的難民或移民，跟他們200年的政策有關，他們在許多地方佔有太多殖民地，二次世界大戰後重建的過程當中，是需要大量的勞工來做戰後的重建工作，60-70年代殖民地獨立之後，歐洲為了勞動力的需求，相對有較寬鬆的政治。這幾天也有一個跟台灣斷交的國家-布吉納法索，原先也是法國的殖民地，整個國家都是講法文的，這也是台灣唯一一個法語系的外交國家跟台灣斷交了，從此之後台灣再也沒有任何一個法語系國家有關係。像台灣有時在思考問題的時候，不光是外交處境的問題，包括一個國家的內部氣氛問題，如果台灣願意花點心思去了解這些國家的社會變遷的話。布吉納法索在2014年發生了不流血政變，左翼的工會跟公民組織聯合起來將獨裁者驅趕出去。在那裡已經長達非常多年的獨裁統治，因為左翼工會的力量、公民的力量，趕走了獨裁政府後他們成立了臨時政府。2014年之後布吉納法索相對是左傾，但台灣是相對親美的政策，甚至親以色列，這在非洲而言是相當敏感。這樣的社會氣氛，台灣並沒有做好理解跟觀察，當他們在向左轉時，台灣就顯的格格不入，在國際上也很能有共同目標，而且他們本來就是反美的。

志君：早期這些殖民國家愈來愈走向極右派，我們所謂非西方國家、第三世界國家會走向左的路線嘛，這樣的二極化是不是我們會愈來愈看見這樣的發生？

深靖：難民營裡頭的躁動，某部份也反應了地球的躁動，裡頭包含了仇恨、殺戮，加上2001年之後美國很強力的宣布戰爭，對於難民裡頭也潛藏一個叫恐怖份子，不願意讓他們進來，尤其幾個地方都發生幾起恐怖份子的事件，栽贓中東人。美國現在常發生校園槍擊事件，一開始都說是中東人做的，是恐怖份子幹的，之後發現都是白人、自己人。

做武器買賣的人權利愈來愈大，他們遊說力量愈來愈強，美國沒辦去阻擋，繼續讓他們賣武器，因為國會議員的選舉太花錢，每個背後的金主都必須要遵從。所以為什麼突然校園間十幾個學生不見了、幾個老師不見了，大家起來示威遊行，但最後也沒用，無法讓槍枝管制的法案在國會裡頭被新立法。全世界都被這些軍火商、販子所控制，不僅要繼續在美國內部賣武器，還設法將武器賣到其他國家去，非洲許多國家處於戰亂狀態，武器來源從何而來。美國去其他國家挖取礦產，又去買這些武器，美國、法國這些國家是非常惡劣的，因為法國之前在非洲有非常多的殖民地，講法語的殖民地約有三分之一的非洲，雖然獨立但也仍受法國的控制。法國大家也知道他們是軍火大戶，目前又是一位相對右翼的總統，對於在非洲舊屬殖民地的問題也是愈來愈嚴重，對於難民，或者早期來法國工作的這些非洲人，他們的處境也是愈來愈艱困，這個整個國際的情勢，所以包括Siana跟志君在分享的難民議題，不僅僅只是難民的問題，而是世界騷動的縮影。

秀彥：工會91年成立時我是幼教老師的身份，然後跟工會成立、加入組織，有機會接觸在當幼教老師接觸不到的人事物時，對我來說是一個，我覺得我的人生更精彩。早期的幼教環境跟現在環境，更有機會接觸到不同的人、不同的家庭，所以以前的我聽到難民的議題，對我而言是無感的，可是現在因為連結工會關係及民間組織關心婦女、勞動時，我覺得要連接世界不會這麼的難，我們幼教夥伴是非常的潛能、有機會可以接觸到跟工作面向很不同，但又跟你有很大的連結。像我們也會遇到很多新移民的家長，或者一些高風險的家長，從這些關係也同是連結在世界各地受苦受難的人民。

我住的地方就是漁港，所以我常常遇到漁工晚上到超商買東西，不然就是坐在路邊滑手機、聊天。我以前是很害怕他們的，我甚至於不是害怕，我是看不起他們，因為我們的媒體不斷在報導，就好比有些媒體也是在說難民是在搞破壞，安全疑慮都是負面，我以前就是聽到這些。但我之後跟不同的人、組織不同的團體之後，發現根本不是我以前想的那樣，移工一樣沒有改變，我自己改變後，他們根本不是讓人害怕的人，所以自己的改變是真的不太容易，我大約花了10幾年才慢慢改變。面對社會上很多問題在我們生活領域、工作領域是鮮少碰觸，然後十幾年來自己接觸，才有機會讓自己改變，生活上心裡上更自在。